路德雄辩地指出，我们的神学是由基督塑造的。他写道：“惟有十字架才是我们的神学。”我们不应该只在思考赎罪，或沉思深奥的救赎论，抑或是在一场博士研讨会上讨论基督教教义时才想起圣经中的真理。我们应该一次次去记得十架真理——当我们替孩子换新尿布时，当我们又洗了一个碟子时，或是当我们又一次擦干了眼泪，又带领了一场家庭奉献，或者又一次为了谋生在半夜起床，或是感恩地谈论自己所遭遇的又一场婚姻冲突，或者在天还没亮时就开车工作好供养家庭，又或者是早起灵修，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属灵上带领他人。

当耶稣的大使命与文化变革相关联（当使门徒通过福音的宣告和洗礼进入地方教会的呼召，被错误地等同于从事世俗职业的基督徒向所有的受造物传播福音的文化时），许多充满活力的年轻信徒动摇了他们在地方教会的委身。

凯撒从未使耶稣喜悦。彼拉多从未使他忧虑至极。为什么？因为他信靠掌权的父神，并且看到了一个将会战胜所有仇敌的国度。他在国家面前是平静的，为教会却大发热心。

作为一个公民，我在政治上很活跃。但我知道救恩不是从空军一号来的，而是从一个生在马槽的婴孩来的。他的标志不是驴或象，而是羔羊。我们的盼望不是从星条旗来，而是从我们救主的鞭伤来。

神的形象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听过许多次。我们知道男人和女人被造平等却不同。然而现在看来，我们中的大部分似乎关注着“不同”。我们探寻什么是可接受的——男人和女人能做的和不能做的，却没有为着我们同为神形象的彰显者欢喜快乐。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我们忘记了所有人都被造平等、都拥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吗？

最坏的偶像来自最好的物质。所以，每种政治形态都从窥见神创造的某一方面的美开始。但意识形态从未因指出真理而停止；相反，它们坚持把部分真理当成全部真理，然后不恰当地将其所看重的东西终极化而变得扭曲。这种扭曲产生了负面的政治影响。

让世界进行文化和种族斗争，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共同点。然而，当他们进入基督教会时，让他们看见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让他们找到一个打破所有隔阂的福音，一个让信徒们以爱互相造就的福音，而非制造另一个以种族认同为掩饰的战场——无论我们的种族之前是否遭受过压迫。

许多教会领袖希望自己的地方教会能反映出各自社区的族群分布。当这成为目标时，就很容易基于族群来评估某一访客/成员的重要性，而不是基于以下事实来评估：他们是因着信心而被连于基督的基督徒，或者如果他们尚未信主，是一位需要神恩典的罪人。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不是族群，而是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无论民族传统如何，我们都拥有对耶稣共同的爱。

像任何运动一样，＃MeToo是不完美的，但这不应该阻止我们将它视为神普遍恩典的一种表现。神抑制邪恶，向所有人施恩，使非基督徒也可以行善，施行正义，促进人类的繁荣。虽然不是救赎性的，这还是一件好事。 

保罗敦促我们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这样我们可以平安无事地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祂愿意万人得救”（提前2:3-4）。我们为政府祷告，这样众圣徒或能平安度日，众人也可以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