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世界道德混乱，许多福音派基督徒都在想如果由教会来治理国家情况会不会更好。就像那美好旧时光的基督王国时代一样，也许我们应该重新回到那个盾牌和宝剑的世界，让国家和教会联合来统治。
因此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教会曾经如何利用国家暴力的历史很重要，特别是最近关于神治论（theonomy）、新教国教主义（magisterial Protestantism）和基督教国族主义（Christian nationalism）的对话日益激烈。为了这个目的，查理大帝（Charles the Great）或者查理曼（Charlemagne）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至关重要的人物。还有他以基督的名义进行的军事征服行动遗留了什么给我们。
查理曼被称为现代欧洲的始祖，他将皇帝与教皇之间的关系制度化，使教皇成为基督教欧洲最有权威的人。皇帝与教皇之间合作关系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查理曼利用国家强制力迫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
在查理曼之前，基督徒就已经使用过暴力。自从君士坦丁（Constantine）成为罗马皇帝，一些无组织的基督徒就开始攻击异教庙宇。然而，这些事件是零星发生、独立策划的，从未得到过教会的正式批准。
奥古斯丁（Augustine）可能是第一个主张使用暴力来强制推行基督教信仰的人。虽然最初不愿使用暴力，但奥古斯丁后来读到了关于宴会的比喻，他认为这个比喻对处理神学上存在偏差的多纳图派（Donatism）很有用。一个富人准备了一场盛宴，他邀请的人却没有来。于是他告诉仆人去“勉强人进来”（路14:23）。奥古斯丁利用这节经文来证明使用胁迫力让多纳图派信徒重新回到教会正统是合理的。在这件事上奥古斯丁向民事政府的呼吁得到了回应，结果就使多纳图派被定为异端并受到了迫害。奥古斯丁评论说：
教会出于热爱而迫害；他们（多纳图派）则是出于狂怒而迫害。教会迫害是为了纠正；他们迫害则是为了毁灭。教会迫害是为了呼吁摆脱错误；他们迫害则是为了把人投入错误。最后，教会迫害和拿捕敌人，直到他们在虚妄中崩溃，以便能在真理中增长。他们以恶报善，因为我们心系他们永恒的福祉，而他们却试图夺走我们那暂时的福祉。[1]
注意奥古斯丁使用胁迫力量的目标是“纠正”“呼吁摆脱错误”“为了永恒的福祉”。换句话说，他力求保护教会的纯正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所呼吁使用暴力的情况跟宗教改革后的宗教战争更相似，而不像中世纪针对异教徒的宗教战争。
查理曼则开创了使用武力迫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的先河。查理曼为制造基督徒而使用暴力的做法成为之后一千年的典范。
查理曼和他的兄弟卡洛曼（Carloman）在他们的父亲于 771 年去世后成为法兰克人的共同统治者。然而，卡洛曼在加冕的同年就去世了，查理曼成为法兰克人唯一的国王。他在加冕后不久就带领军队与北部的异教徒萨克森（Saxons）人开战。
萨克森战争始于 772 年。作为第一个军事行动，查理曼就毁坏了萨克森人用于崇拜神灵的圣树伊尔明苏尔（Irminsul，是古代萨克森人崇拜的神祇，被认为是象征着智慧和力量的世界白蜡树，这个神祇在萨克森文化和传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译注），这一举动直击敌方异教意识形态的核心。从那时起，查理曼连战连捷。面对成功，他越来越确信上帝的恩宠与他同在。为了向上帝表示忠心，查理曼强迫战俘承认基督并受洗。《法兰克王国编年史》（Royal Frankish Annals）描述了这些对异教徒的“传教”：
在那里，他们全都通过誓约将自己的家乡（patria）交到他们（法兰克人）的手中，承诺做基督徒，并服从查理大帝和法兰克人民的统治……他们带着妻子和孩子，人数之众无法计数，受洗并按照国王所要求的数量交出作为人质的人。查理曼将萨克森人视为迷途的灵魂，需要“勉强进来”。[2]
他认为自己的军事远征是他和法兰克人民的基督徒责任。
萨克森王国（Saxony）最终在 804 年因被征服而“皈依”，经历了 18 次血腥的战争，造成了几千人死伤和另外几千人流离失所。
天主教会赞同查理曼的做法。他的军事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梅因茨大主教卢勒斯（Archbishop Lullus of Mainz）等的影响，这位大主教是一个致力于在萨克森教区服事的法兰克人。每当查理曼离开该地区后，萨克森人就会再次叛乱。卢勒斯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认为拯救萨克森人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暴力，因为“这些固执己见的人永远不会自行皈依。所以，我们必须强迫他们屈服。”
在那些战役期间，查理曼在 796 年写给教皇利奥（Pope Leo）的信，承认了他“强制”人接受基督教的目的，还请求教皇在这一事业中予以援助：
蒙上帝恩典作为法兰克人民和伦巴德人民的国王，以及罗马的护卫，查理曼向他至高无上的教皇利奥问安……我将永远为了保卫神圣罗马教会最神圣的宝座而战斗。因为我们的责任是从外部和内部保卫基督之圣教会免受异教徒和非基督徒的攻击，并强制要求他们接受天主教信仰。作为最圣洁的父亲，您的职责是像摩西一样举手祈求上帝，通过您的代祷，在上帝的领导下，基督徒百姓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战胜践踏祂至圣之名的敌人，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在全世界得荣耀。
这封信明确了为推进和保护基督教而进行的分工。查理曼是基督教信仰的宝剑和盾牌，而教皇是它的代祷者。前者关注今世的领域，而后者主管教会事务。
然而，这些界线已有些模糊，并会变得更加模糊，因为在 800 年的圣诞节当天，教皇加冕查理曼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教皇主持了查理曼的加冕，彰显了他在帝国（世俗）方面的权威。同样，查理曼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肯定了他保护和推进基督教的职责（教会领域）。
查理曼相信他正在以“铁舌传教”并完成上帝的事工。[3] 他以基督之名征服异教徒，并强迫他们受洗，成为天主教会成员。尽管这可能不是他的本意，但他为宗教暴力和战争树立了一个先例。欧洲基督教一次又一次地以他为榜样来对待非基督教邻舍。未来几代政府都渴望继承他的遗产。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The First Crusade）
例如，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在多个领域受到压力。这种感觉在拜占庭帝国最为强烈，新皈依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对基督徒和阿拉伯人都发动了进攻。在占领耶路撒冷后，游牧的土耳其部落继续前进，在距离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仅 100 英里的地方建立首都。无力独自应对土耳其入侵者的拜占庭皇帝阿雷克修斯·科穆内努斯（Alexius Comnenus）写信请求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II ）伸出援手。阿雷克修斯万万没有想到会收到如此积极的回应。
在收到阿雷克修斯的信后，乌尔班在 1095 年召开了克莱蒙特公会议（Council of Clermont）。他在那里发表了一个后来被视为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演讲。在巨大的人群面前，乌尔班恳求基督教骑士拿起武器对抗穆斯林土耳其入侵者。他以生动的言语详述了他们同为基督徒的兄弟姐妹在拜占庭帝国及周边地区所遭受的折磨、强奸和杀戮，从而激动了听众。然后教皇转而以查理曼为例来鼓舞观众。他对他们说:
让你们祖先的功绩激励你们，激发你们勇猛的精神；让查理大帝（查理曼国王）的荣耀和伟大，以及他儿子路易和其他国王征服异教国家（萨克森人）、在这些土地上扩展圣教会领土的伟绩感染你们。我们救主神圣的墓地现在正被污秽的异族人占据，并且圣地被践踏污染，让这一点特别激励你们勇往直前。啊，最勇猛的战士们，战无不胜祖先之后裔啊，不要堕落，要重拾你们祖先的英勇。
教皇知道查理曼的声誉在基督教欧洲仍然响亮。因此，他将查理曼树立为十字军前辈的典范。在乌尔班的演讲后，大约有 6 万到 10 万人响应了教皇的号召。听众在那时决定，十字军战士将佩戴十字架在前额和盾牌上，并爆发出“以神之名！”（Deus le vult!）的口号，这将成为十字军的战斗口号。
第一次旨在保卫弟兄并为教会收复失地的十字军东征于 1096 年发动。很快就证实了它比阿雷克修斯或乌尔班最初设想的更加成功。在靠近君士坦丁堡迅速解决了土耳其人后，十字军又在无人指挥下前往耶路撒冷，为教会重新占领并洗劫了那里。拥有圣地后，他们建立了由军队控制的十字军王国，这些领地是通过战争赢得的。不幸的是，穆斯林很快就重新夺回了这些领土，导致教会发起了许多其他军事行动试图重新夺回圣地。
基督教世界现在拥有了以军事力量强制推行基督信仰的神学。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出现了献身于杀戮异教徒和传播基督教信仰的修道军事团体：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圣墓骑士团、圣拉扎罗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这些军团遍及中东、西班牙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他们都共同奉行严格的行为准则，遵循基督的教导，击溃基督的敌人。
像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就像查理曼一样，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对于使用武力和暴力来传播福音毫不介意。所以，他们依赖查理曼的例子来为这种行为辩护。
西班牙再次征服运动（Spanish Reconquista）
另一个例子：查理曼曾经尝试从伊斯兰教手中夺回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但是他失利了。后来的基督教武装继续追随他的脚步，试图通过历史学家所说的“西班牙再次征服运动”来重新夺回半岛，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 15 世纪末。中世纪的西班牙成为基督徒和穆罕默德信徒之间不间断战争的战场。1212 年基督徒在拉斯·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Las Navas de Tolosa）中残暴地屠杀了穆斯林。[4] 到1250 年几乎整个伊比利亚半岛都在基督徒的统治之下——除了格拉纳达的穆斯林王国以外，它一直坚持到了1492 年。
基督徒王国没有表现出任何怜悯。在战争结束时，西班牙穆斯林人口估计在 50 万到 60 万之间。而在战争开始前的几百年前，穆斯林人口估计约为 550 万。[5]
胜利让基督教君王多次强制性地要求穆斯林和犹太人改变宗教：1500-1502 年卡斯蒂利亚王室、1515-1516 年纳瓦拉王室、1523-1526 年阿拉贡王室都颁布了这一政策。[6]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 [7] 坚持了与“西班牙再次征服运动”相同的政策，强迫所有穆斯林和犹太人改信天主教。那些拒绝改变宗教的人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和杀害。
条顿十字军战争（Teutonic Wars）
条顿十字军战争是条顿骑士团和其他欧洲力量对立陶宛大公国（Grand Duchy of Lithuania）的征服和强制改变宗教战争。它从 1230 年持续到了 1411 年。条顿骑士团对他们的异教邻舍特别残暴。一位历史学家记录下了骑士们如何对付那些拒绝改变宗教的人——“在当地神祇的神龛前，把身着盔甲的战俘像烤栗子一样活活烧死。”[8] 骑士们在他们“传教”的征途中没有放过一个人。效仿查理曼，在异教徒被强制力改变宗教之前，骑士们不允许他们恢复哪怕是半正常的生活。
最终，教会使用武力的行为变得不再是传播福音，而更多是征服和荣耀。查理曼的手段与虚荣的目的相互捆绑。
查理曼的例子与当今神治论和基督教国族主义的讨论有何相关性？
几乎每个人都会认为查理曼的例子是极端的。即使是最热心的神治论者或基督教国族主义者也会评论说：“当然了，我们不能使用武力威胁人来改变他们的宗教！这太荒谬了。”那么，为什么要回顾这段历史呢？
这个问题有两个可能的答案。那些支持某种形式的神治论之人应该警惕曲解和滥用，也应该以史为鉴。
就曲解和滥用而言，当教会利用刀剑通过强制力来维护其统治时，一次又一次地这种力量就变得暴虐和危险。查理曼的宗教战争不是第一次或最后一次为基督教目的而使用暴力。上面提到的 1096 年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只是九次中的第一次。还可以举出更多例子。当教会拥有强制力时，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扭曲和腐蚀。那些支持某种形式神治的之人应该问问自己：“我所推崇的治理体系会以何种方式被滥用？”因为它们一定会被滥用。
说到以史为鉴，查理曼可以成为君士坦丁主义（Constantinianism，基督教政治中的一种宗教政治意识形态，它体现了政教合一，而不是政教分离。——译注）追求者可能的教训。奥古斯丁曾用暴力来保护教会的纯洁和合一，查理曼则为改变异教徒的宗教而动用武力。但这两者在范畴上有何不同呢？两者都依赖武力来推进基督的国度。如果我们降低强制力度，比如对非基督徒征收宗教税或对公职人员进行宗教考试呢？这两种做法显然不如拿剑指着某人的喉咙那么暴力或具有强制性。但现在的区别不就只是程度的问题吗？我们不还是依赖于强制力来获得属灵的结果吗？税收和考试在本质上与普遍恩典之道都不同。使徒们依赖的是传道和祷告（徒 6:4；林后 4:2)。他们使用的是属灵的武器，而非属肉体的武器（林后 10:4)。
同理，当代的神治论者认为，以色列的民事律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模范，无论是照原样应用（"Reconstructionists"，“重建主义者”），还是根据时代和环境进行调整（"General Equity"，“普遍权益”）。如果是这样，以色列征服迦南地时的圣战，不也为我们树立了先例？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不是？
也许是时候专注于建造约翰在《启示录》中所应许的天上之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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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ugustine Hippo Saint， Bishop of， S. Aureli Augustini Hipponiensis Episcopi Epistulae : Pars III. Ep. CXXIV-CLXXXIV A (Austria: F. Tempsky， 1904)， 23.24-26.
[2] Bernhard W Scholz and Barbara Rogers， Carolingian Chronicles: Royal Frankish Annals and Nithard’s Histories (U. of Mich. P， 1970)， 155.
[3] Oliver J. Thatcher and Edgar Holmes McNeal， A Source Book for Mediæval History Selected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 (Project Gutenberg， n.d.)， 42707.
[4] Martín Alvira Cabrer， Las Navas de Tolosa 1212 (Madrid: Silex， 2012).
[5] L P Harvey， "Blood and Faith: The Purging of Muslim Spain， 1492–1614 By Matthew Carr，" Journal of Islamic Studies (Oxford， England) 30， 30， 1 (January 1， 2019): 111–14.
[6] L P Harvey， "Blood and Faith: The Purging of Muslim Spain， 1492–1614 By Matthew Carr，" Journal of Islamic Studies (Oxford， England) 30， 30， 1 (January 1， 2019): 111–14.
[7]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1478-1834）是一个司法机构，表面上是为了打击西班牙的异端邪说而建立的。实际上，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服务于新统一的西班牙王国的君主集权，但它是通过臭名昭著的残暴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的。 Rafael Sabatini， Torquemada and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A History (Stanley Paul & Co， 1913).
[8] The Teutonic Knights: The History and Legacy of the Catholic Church’s Most Famous Military Order (Charles River Editors， n.d.)， 11.
译：DeepL；校：Jenny。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Charlemagne and the Legacy of Christian Political Viol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