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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怎样以政治为偶像

你想为基督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也许你的社交媒体就是你的方式。或者你甚至想去华盛顿为国会议员或参议员工作。我理解你的想法并且感同身受。套句俗话说“我也是过来人,遇到过这种事情。”只不过我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从政的,并参与了“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的工作。

如今,人们不再谈论“道德多数派”,而是“基督教国族主义”(Christian nationalism)。在这面旗帜下参选的人正在做着出色的政治工作,就像他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在“道德多数派”旗帜下所做的那样。

然而就像在我那个时代政治偶像崇拜的试探曾蠢蠢欲动一样,今天还是如此。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是否对政治寄予了过多的盼望?甚至是偶像崇拜式的盼望?

当我们把美好的事物变成终极事物时,就有了偶像崇拜。在这种重新的排序中,我们找到了上帝以外的功能性救世主。政治性偶像崇拜也是如此。在成为基督徒之前,我自己的心就像一个不断制造偶像的工厂,生产偶像的速度快得我都跟不上了。我的经历告诉我,偶像不仅对个人,而且对整个国家是多么强大和危险。

早期政治生涯

我在俄亥俄州的郊野小郡长大。我们家既没有宗教,也没有政治。事实上,我第一次接触上帝的律法是通过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他在 1956 年的电影《十诫》中扮演了摩西。我的祖父是一名煤矿工人,曾在当地一家教堂担任牧师,他在讲坛旁边挂着美国国旗。他的弟弟在郡政府忙碌。

年轻时,我对美国历史的热爱激发了我对政治的兴趣。开国元勋、林肯和艾森豪威尔成了我的偶像——还有杰基·罗宾逊(Jackie Robinson)、威利·梅斯(Willie Mays)和泰德·克鲁谢夫斯基(Ted Kluszewski)。高中时,我感染了“波托马克河热”(Potomac fever,即对于去国会工作的狂热——译注),也下定决心,总有一天我要去华盛顿闯出一片天地。事实上,大学毕业后我就去了华盛顿。满眼的星光和天真的野心让我在国会山当上了一名立法助理,然后又攀上了众所周知的阶梯,成了白宫幕僚长。

进入政坛时,我是一个满腔热血、坚定的、戈德华特(Goldwater)式的保守派,嫁给了爱国主义的责任、荣誉和国家。但历史书并没有帮助我预备好应对华盛顿的虚伪以及党派、意识形态和个人议程。我来到这里时,民权运动、越南战争、环保主义、消费主义和水门事件正在迅速改变政府的规模、范围、成本和功能。我看到,对权力、实用主义和自豪感的追求往往会导致各种形式的国族主义横行于政治舞台。

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曾经说过:“当一个人不再相信上帝时,他不是什么都不信,而是什么都信。”跟这些崇拜偶像的人一样,我也用了替代上帝的各种主义、偶像来填补我对上帝的渴望。在我职业生涯的早期,我钟爱的上帝是政治,我钟爱的品牌是美国主义。

我的归信

感谢上帝,在我工作 12 年后,上帝拯救了我,摇撼了我的世界。33 岁那年,我读到了家里阁楼上一本旧圣经中的《诗篇》,我信靠了基督。不久之后,我读完了查克·寇尔森(Chuck Colson)的自传《重生》(Born Again)。那时我还不认识其他基督徒,但几年前我曾见过寇尔森,当时他在尼克松时期的白宫工作。尽管我是一名新基督徒,但我感觉到了进入事工的渴望,虽然我还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样子。在好无头绪的情况下,我找到了寇尔森。我与他分享了我的改变,并问他主会希望我做什么。他的回答直截了当却又充满智慧:“我不知道,但祂会用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显明这一切。”由于缺乏清晰的指引,于是我就继续干着我在政府的工作,但与得救前的工作方式已经不尽相同了。

同年晚些时候,1980 年总统大选结束后,我接到里根过渡团队的电话,问我是否愿意为他的政府服务。最终,在接下来的八年里我在各个职位上为总统工作,在此期间,我开始部分时间神学院课程。在里根政府任职初期,我接受了一项副职的任务就是在华盛顿特区的道德多数派会议上“展示旗帜”。我并不是作为官方联络人或发言人受派去的。这更像是里根用这种方式向法威尔(Falwell)和这个运动表示他还记得他的朋友们。

当我开始熟悉这场运动和其中的人物时,我深受这样一种信念的震撼:如果基督徒能让适合的人当选或受到委任,神的国度就会降临。尽管我还是个稚嫩的基督徒,但我对耶稣在彼拉多——“神圣凯撒”之代表——面前受审的故事耳熟能详。耶稣清楚地告诉彼拉多,祂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很明显,左派想要通过政治权力创建一个世俗乌托邦,但这是否能证明我所看到的右派反革命之正当性呢?无论从哪个方向看,我都看到了对“主义”的偶像式崇拜;一边是“基督教国族主义”,另一边是“世俗国族主义”(Social Nationalism)。

不要受“基督教和……”的诱惑

基督徒常常受到诱惑,将各种政治信仰/观点与正统基督教结合起来,无论是右派的基督教国族主义和“先知民粹主义”(Prophet Populism),还是左派的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和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而且,这种诱惑一点也不新鲜。它在圣经中随处可见,特别是在旧约时期,以色列人不断借用邻邦异教的崇拜方式,却始终不顺从上帝。

路易斯(C.S. Lewis)的《魔鬼家书》(Screwtape Letters)对此有一些论述。路易斯写道:

我亲爱的小榔头:

你那病人朝夕相处的那伙人的真正麻烦之处在于,他们纯粹是个基督教团伙。 他们当然都有个人利益,但彼此间仍旧单纯以基督信仰为联系纽带。 人若真的成了基督徒,我们就要让他们保持一种我称之为“基督教和……”的心态。 诸如基督教和危机、基督教和新心理学、基督教和新秩序、基督教和信仰疗法、基督教和灵媒研究、基督教和素食主义、基督教和简化英语拼写运动等等。 如果他们非做基督徒不可,那至少要让他们做颇有特色的基督徒。 使信仰本身被某种带有基督教色彩的时髦玩艺儿所代替。 要在他们喜新厌旧的心理上下功夫。喜新厌旧是我们在人类心灵里制造出来的最有价值的情绪之一——它可以引发宗教异端、政见短视、夫妻不贞、朋友失信,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泉源。

将右派、左派或中间派的意识形态与正统基督教相提并论的结果总会带来路易斯所说的“基督教和……”。人们可能会在想象中将意识形态与基督教结合起来,使两者都更贴近生活、更时髦、更让人容易接受,但这样做的结果却是带来一个墙头草的上帝。他最终以我们的形象存在,被迫迎合我们扭曲的欲望——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在《魔鬼家书》的其他地方,路易斯写到了当时的爱国主义与和平主义政治。书中的一个魔鬼对另一个魔鬼说:

“不管他采取哪种立场,你的主要任务都一样。就是要让他开始把爱国主义或和平主义当作是他信仰的一部分;接着让他在党派精神的影响下,将其视为信仰最重要的部分;然后,你可以暗地里持续不断地慢慢调教他,让他进入把宗教变成只是“崇高事业”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境界……一旦你让他把世界当成终极目标,把信仰看成是达到目标的手段,那个人几乎就归你了,至于他追求的是哪种世俗目标,倒并没有太大差别。只要对他而言,集会、宣传小册子、政策、运动、系列活动比祷告、圣礼以及仁爱之心更加重要,他就是我们的了……我可以向你展示,地狱里这样的人可有一大笼。”

路易斯的时代是这样,我们的时代也是这样。对于我们崇拜偶像的心来说,折中仍然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选择。这就是我们需要分辨整个政治光谱的原因。路易斯认为,我们的世界在敌占区。在这个世界上,敌人最喜欢的就是把政治忠诚放在首位的基督徒。原因在于,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不相信唯一的真神。不幸的是,我的经历告诉我,政治偶像从来不会兑现他们的承诺。它们永远不会满足,只会让我们追逐下一张选票或赢家。

不要相信马和战车

那么,从我这样一位由道德多数派文化战士转变成为牧师的人身上,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呢?基督徒应该出于对邻舍的爱而努力成为好公民,这包括在上帝赐予机会时参与政治。然而,我们绝不能相信马和战车(见诗 20:7)。

另一位年老的牧师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在对政治寄予过多希望后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巴克斯特对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寄予厚望。后来克伦威尔死了,君主制又在短时间内卷土重来。在这种情况下,巴克斯特写道:

“相比以往任何时候我现在都更不再期望教会在世上能够实现伟大的合一、辉煌或繁荣大业,也不再梦想一个世俗的国度,或者幻想黄金时代的到来,或是由圣徒统治着不敬虔的人……相反,我更预期,教会的常态就是遭受苦难,基督徒确实必须彻底舍己,背起十字架,哪怕制造十架之人不是别人而是形式上、挂名的基督徒;尽管通常上帝会使世间轮流经历繁荣期和逆境,好让教会在繁荣时期得以普遍地发展,在逆境中得以深入地发展,但他们的黑夜通常总是比白昼更长,哪怕在白昼也难免遭遇风暴和暴风雨。”(《神圣共和国》,1659 年)。

结束语

也许你听说过切斯特顿对报纸调查的经典回复,该调查要求读者写信回答“当今世界哪里出了问题?”切斯特顿的回答是:“亲爱的先生,是我(出了问题)。你的,G.K. 切斯特顿”。

切斯特顿说出了关于自己的真相,正如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所写的那样:“善恶的分界线不是通过国家,也不是通过阶级,也不是通过政党,而是通过每个人的心灵——通过所有人的心灵。”

作为耶稣基督的追随者,我努力诚实地谈论自己。我要准备好为我在基督里的盼望给出缘由。毕竟,我只是一个乞丐,告诉别人他在哪里可以找到面包。

无论我们蒙召在公共领域做什么,我们都必须记住,救赎不是通过空军一号、下一届候选人名单或狂热的政治意识形态降临到我们身上的,尽管这些事情都很重要。相反,救赎来自上帝在基督耶稣里至高的恩典——祂担负了我们的罪、承受了我们所引起的公义之怒、是我们的公义之袍。

我今年 76 岁了。我曾长期从政,后来又做了牧师。回想起这两段经历,常常让我想起斯图德(C.T. Studd)曾经写过的一句话:“人生只有一次,转瞬即逝;只有为基督所做的事才会长久。”


译:DeepL;校:Jenny。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How I Went Too Far with Politics.

作者: Dave Brown
2024-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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