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教会历史中，人们对牧师最常见的一个假设就是他们是好读书的人——读书是教牧事工的核心。如果你走进牧师的办公室——他自己甚至可能称之为“书房”——里面几乎肯定堆满了书（提后 4:13）。
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站在 2023 年的高处，我们很容易忘记印刷机的发明对教会历史的重要意义。在印刷机发明之前，书籍是稀有之物，通常只有富人或修道院才拥有。在 1450 年之前，普通的欧洲人几乎不会拥有超过一本书。
英国早期新教徒约翰·福克斯（John Foxe，1516-1587 年）向他《殉道史》（Acts and Monuments）一书的读者描述了印刷机的发明，并告诉他们：“罗马那个大敌基督决不可能被压制，即使被压制了，也不可能压制得住，除非这个最优秀的发明——印刷机能够传承下去。”[1]
上帝当然不需要印刷机来改革祂的教会。但祂肯定乐于使用印刷机。福克斯想象不出别的方式，这说明书籍对于宗教改革是多么重要。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新教前辈都读些什么书？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有 234 份十七世纪荷兰牧师图书馆的目录。这些目录是在牧师去世后编制的，这样他们的藏书就可以作为遗产拍卖。其中列出了 30 多万本书。
我们可以从这些目录中汲取许多经验教训。我重点谈三点。
如果你认为宗教改革后的几代荷兰改革宗牧师都把重点放在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和路德的《论意志的捆绑》（ Bondage of the Will）等书上，那你就错了。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改革宗教会是荷兰唯一公开认可的教会，因此改革宗神学家中最富盛名的约翰·加尔文同时也是荷兰牧师图书馆中最受推崇的作家也就不足为奇了。荷兰牧师们大量阅读他们的神学同胞——加尔文、马丁·路德、西奥多·伯撒（ Theodore Beza）和威廉·珀金斯（William Perkins）的著作。
但也有许多来自神学对立面作家的书，数量几乎相等。荷兰牧师们阅读那些与他们有激烈分歧之人的著作——哪怕是分歧是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托马斯·卡耶坦（Thomas Cajetan）因捍卫罗马天主教反对马丁·路德而出名，他的书比乌尔里希·茨温利（Ulrich Zwingli）更为人们广泛阅读。十六和十七世纪最有名的罗马天主教神学家罗伯特·贝拉明（Robert Bellarmine）也是最受欢迎的一位作家。甚至一些异端的书也端坐于书架之上。否认“三位一体”和其他一些重要教义的波兰神学家福斯托·索西尼（Fausto Socini）与几位坚定的改革宗牧师一样受欢迎。
他们为什么要读这些作者的书？因为这些牧师深信，这将使他们的神学理念和牧会的直觉更加敏锐。就像今天的基督徒一样，荷兰基督徒面对着大量在正统性上有问题的书。他们很容易找到否认正确教义的作者。他们的牧师认为，帮助他们的信徒理解这些作者的错误之处是他们的神圣使命。
这些牧师认识到，他们必须教导他们所看顾的人不只是相信一套独立的神学信仰，而要接受一套包罗万象的基督教世界观。他们知道，他们的会众会想知道为什么家人会生病或死亡，他们应该如何理解当前的政治或社会形势，上帝对金钱和财务是怎么说的，以及上帝与受造界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换句话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提出的问题与我们现在提出的问题一样。
为了更好地照顾会众，牧师通常会阅读各种非神学主题的书籍：科学、医学、经济、政治，甚至报纸。有记录的藏书平均约有一千册。其中有三百多本是关于非神学主题的。
他们调查影响会众生活的话题，并从基督教的世界观出发做出回应。这些优秀的荷兰牧师会从银行家、农场工人、水手、律师、工厂工人、母亲或父亲的身份出发，说明应该如何忠心地生活。读书被视为一种服事，通过它牧师尝试将圣经应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正式的教会敬拜和牧师探访只占基督徒一周时间的一小部分，但如果有一本敬虔的书，忠心的基督徒就可以花许多时间沉思属天之事。一个宁静的夜晚，只需一支蜡烛，便可沉思福音真理。因此，牧师们送书给人。他们把书送给其他牧师。
将一本好书交到朋友手中是一份最贴心的礼物，荷兰牧师们一直这样做。我们怎么知道？荷兰牧师们的图书馆在不断变化，他们把书借出去，从其他牧师那里收到书，再把书送人。一位牧师买了 36 本书同样的书，这样当他与他所在地区的牧师们会面时，他们就可以讨论这本书。想象一下这个过程：教会成员得到一本以福音为中心的书，然后他们就去读作者写的所有书，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开始读作者给出积极评价之人所写的书。十年或二十年后，一本书所带来的属灵成长绝不会被高估。就像聆听忠心的讲道一样，一本书所传达的信息可以深入信徒的内心，结出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果实。
千百年来，忠心的牧师们已经认识到，阅读是他们教牧工作的核心。他们遵循所罗门的建议：“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箴 23:23）十七世纪的荷兰牧师们在获取必要的知识时阅读为他们添柴加火，使他们能够在得时和不得时都传讲圣道，守护托付给他们的真理之道，并以正确的教义鼓励他人。
编者注：本文改编自作者的著作 The Devotion of Collecting: Dutch Ministers and the Culture of Prin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eiden: Brill, 2023)，经授权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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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hn Foxe, The Acts and Monuments of John Foxe, vol. 3 (London: Published by R.B. Seeley and W. Burnside, 1868), p. 719.
译：DeepL；校：Jenny。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Three Lessons from 234 Pastors' Librar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