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是世界上最世俗和个人主义文化最兴盛的国家之一。经常有人问我，在瑞典这样的环境中，搞教会成员制是否明智。它不会把人们拒之门外吗？
本期的其他文章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论据，证明教会成员制合乎圣经。在本文中，我反而想要说明的是，为什么教会成员制在陷入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地方很重要。希望这些思考能激励你，当你寻求在至少某种程度上可能和我一样的处境中实行教会成员制的时候，能够保持对圣经的忠心。即使是在瑞典，教会成员制也没有过时，而是为基督徒的成长和塑造提供了必要的框架。
正如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指出的，西方社会目前生活在“本真性时代”——一个表现型个人主义的时代。如泰勒所解释的，在西方历史的这个时代，每个个人都创造他自己的身份和命运：
我们每个人都有他/她自己的实现我们人性的方式，并且……重要的事情是，发现自我，活出自我，而不是屈从于外部、社会、上一代人、宗教或政治权威强加给我们的模式。[1]
这一评估对美国和欧洲来说都是正确的。然而在瑞典，这种意识形态达到了顶峰。
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报告，瑞典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个人主义、自我表现和世俗的社会。为什么呢？
在 1800 年代初期，自由派诗人兼历史学家埃里克·古斯塔夫·盖耶（Erik Gustaf Geijer）就这样表达了瑞典人的特性，他把瑞典维京人描述为“既没有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也没有古代的共和美德，而只有顽固的个人独立自主。” 盖耶说，自由意味着“不隶属于任何其他人，而是像古代维京人一样没有主人。”这种抛弃一切权威的执着信念在瑞典人和整个西欧人当中造成了对独立的灾难性理解。
1972 年，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他们的宣言“未来的家庭”，这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努力的一部分，为的是将个人从一切形式的从属和依赖中解放出来。妻子不再依赖她们的丈夫。通过专业（而且几乎是借着强制性税收）机构的照看，儿童摆脱了父母的束缚，老年人也摆脱了成年子女的束缚。他们主张，理想的家庭是由根本上独立的个人组成。唯一真实且有意义的关系是完全自愿的。
瑞典历史学家拉尔斯·特拉高德（Lars Trägårdh）将此称为“瑞典爱情理论”。他指出，在大多数国家，相互依赖被视为爱情和亲密关系的本质——使人相互联系的纽带。正如大多数文化所理解的那样，放弃激进的独立自主使我们成为真正的人。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美德，爱的特点是对伙伴的直接和绝对责任。然而，瑞典并不认同这些信念。[2] 特拉高德还说：
在瑞典——或许还有整个北欧国家……所持的前提恰恰相反。瑞典人关于爱的理论拒绝认为爱是由不平等和等级社会关系构成的，而是将爱的精神建立在平等主义和自愿主义的原则上，认为一切形式的依赖都会破坏真正的爱。只有相互的自主才能保证人际关系的真实性和诚实，将其转变为自由和自愿的交往。[3]
瑞典的官员和领导人有效而成功地实施了这一理念。相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瑞典都更像个人自治的乌托邦。在我们的朋友——也就是国家——的一点点帮助下，每个公民都摆脱了对其他人的任何依赖和任何形式的盟约关系。瑞典代表了世俗个人主义的终局。
这种理念的影响既深远又具破坏性。瑞典不仅仅是世界上最世俗和最自我表现的社会，而且也是最孤独的社会。几乎一半的瑞典人独自生活——这个比例在世界上是最高的。每四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人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孤零零地死去。事实上，很多人经常是躺在自己的公寓里死了几个月，邻居闻到了尸体的臭味才被发现的。每十个人就有一个人没有亲密的朋友。
教会如何回应这些文化和理念的挑战呢？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对这种猖獗的个人主义有任何有意义的抵制，甚至教会也没有。在社会上流行的许多同样的价值观也渗透到瑞典教会中。它们不仅充斥着消费主义，还对各种权威主张深感厌恶。其结果就是，规范性地讲解圣经并呼吁悔改的传道人被认为是在压迫人，并被视为侵犯了个人的尊严和自主权。
在这种处境中，圣经对悔改和相信的呼召如何会有人听呢？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的呼召被人认为根本上就是独裁压迫，在这种地方我们如何进行门徒训练呢？
虽然讲道至关重要，但光靠讲道不足以扭转局面。20 世纪就证明了这一点。在本世纪，欧洲教会从合乎圣经的教会论中退却。许多最有恩赐的传道人可以吸引人群，但这些人群从未形成健康的教会。地方教会的事工被换成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数人头和人手。传道人不是去忠实地教导真正悔改的品格和作门徒的代价，而只是问听众是否愿意邀请温柔、温和的耶稣进入他们的生命中。这些在教会论上贫血的做法导致了瑞典福音派的彻底毁坏。
像瑞典这样高度个人主义文化的教会需要教会成员制。没有它，这些教会就会枯萎和死亡。合乎圣经的成员制会带来有意义的作门徒，而这是教会的命脉（西 1:10；约壹 1:3–4）。门徒训练不仅包括鼓励，也包括教导和责备。毕竟，如果我们被神的道冲击，我们如何能作为基督徒成长呢？如果我只致力于当地的信仰-家庭，只要它符合我实现人性的个人计划，那么就如我们瑞典语中所说的那样，我就是在砍断我所坐的树枝。成员制是针对瑞典教会自我毁灭的个人主义唯一解药。
健康的教会成员制为基督徒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盟约（与消费主义相对立）框架。就像婚姻一样，教会成员制是由包括誓言的庄严协议构成的。在婚姻中，我们立约彼此相爱和忠诚。在教会成员制中，我们立约遵守耶稣所吩咐的一切（太 28:16），特别是基督徒共同体中关于对“彼此”的各种圣经命令。
瑞典人和西欧人正是需要这种盟约框架来打破我们文化中看似不可征服的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范式。就像在婚姻中一样，当我们受到伤害或产生矛盾时，我们不能简单地走开。我们对盟约的委身也迫使我们留下来并努力解决由于我的罪或我弟兄姐妹的罪而造成的一切张力。在地方教会中，我们可以挑战彼此的自主性、个性和自我表现——不是由一个我们可以简单离开的人，而是由一个庄严起过誓，要为了我属灵益处的缘故担当我的重担并用爱心说诚实话的人。在教会成员制的盟约框架中，我终于接触到了真正的团契，并且靠着神的恩典，经历到了基督徒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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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475. 中译参考《世俗时代》，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著，上海三联书店 2016 年出版。
[2] Lars Trägårdh, "Statist Individualism: The Swedish Theory of Love and Its Lutheran Imprint," in Joel Halldorf and Fredrik Wenell (ed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Eucharist: Free Church Theology in Conversation with William T. Cavanaugh (Eugene, OR: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2014), 33.
[3] 同上，第 27 页。
译：无声弘扬；校：JFX。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Why Swedish Churches Need Members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