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到批判那些吸引人的教会方法论，很少有群体比九标志的读者更会说“阿们”了。当吸引主义（attractionalism）说，“我们所提供的正是你在寻找的敬拜体验”时，我们这些“九标志爱好者”就会嗅到危险。我们相信会众聚会不是为了获得被动的体验，而是作为积极的参与者献上敬拜。
“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不像那些人。”
但是等一下。
卡尔·楚曼（Carl Trueman）教导我们，文化如何巧妙地塑造我们。五百年前，每个人都是有神论者。欧洲绝大多数人都是基督徒，至少在名义上是信的。而成为基督徒就是成为罗马天主教徒。
今天，我们有一系列宗派可以选择，而其中我们还能发现细分的派别。还有“许多其他主观变量——我们在哪里感觉舒心、受欢迎、被支持。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教会，就像我们选择房子或车子一样”（第385页）。然后我们开着我们选择的车子，驶过十几个或者更多我们没有选中的教会。城市化和现代化削弱了我们与紧密联系的群体的纽带，然后又给了我们技术来切断这些纽带。
能否假设我们的群体对来自于我们文化背景的微妙影响是免疫的？有没有可能我们这些反吸引主义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开辟了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吸引人的一亩三分地呢？我们的羊群是否也是如此呢？
像你们中的许多人一样，我已经听到了太多次让我不愿意记起的离别之言，它们都来自亲爱的成员：“我们爱你和教会，但对我/我的配偶/我的孩子来说，这里只是没有足够的……。”当然，我们会试图从他们的反馈中吸取教训，并尽我们所能进行改正。但这些离别之言是否真的暴露了在基本圣经原则上的重大失败呢？还是说，它们通常只是表达了我们即将离开的成员的个人感受和欲望——就是那些让他们感到自在舒服的东西呢？
通过表达我们自己的感受和欲望来寻找意义，楚曼称之为表现型个人主义（expressive individualism），他还认为这“是我们都参与其中的文化的本质”（第25页）。
最近，当我读到“杰克逊”的退会申请时，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变得清晰起来。他讨厌被认为是一个教会消费主义者。但他的退会信里说，“如你所知，我支持[批评教会增长学的牧师]事工有一段时间了。多年来，我访问了镇上所有[批评教会增长学的牧师所]带领的教会。我们将加入[其中一个教会的名字]。”
我意识到，一种对复杂文化问题的特别立场、对困难文本的特别解释、以及对讲坛事工的特别强调，对他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而他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表现出这些偏好的教会。
所以我不能责怪这位弟兄本能地想要一个与他偏好的表现一致的教会。我实际上也不能责怪自己没能说服他认同我。
但我确实责怪自己忽视了表现型个人主义对认真的基督徒心灵的吸引力。他们可能并不了解，但他们强烈地被让他们感觉舒服的东西所吸引。对我来说也是这样。
问问你自己：除了圣经认为是必要的事情以外，是什么在吸引你们的教会成员进来？是什么让他们留下？
这可能是你们的聚会场所的位置、便利性或设计。可能是你们教会的规模——无论是大是小。或是你们的“氛围”——你们的音乐风格、人们的衣着、你们的舞台、你们对技术的使用。它可能是你们对政府健康指南的态度，或者你们对有线电视新闻的最新报道的具体反应。还有孩子们。噢，孩子们——孩子的数量、年龄、活动空间，以及孩子的节目。它甚至有可能是你们独特的解经讲道风格。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因素中有多少是与教会的敬拜表达密切相关的？即使那些没有在周日早上出现的因素，也很可能出现在我们整个周间的圣约共同体的生活中。我们甚至可以利用它们来推进我们造就门徒的使命。但这些具体的表达方式本身并非必要。
它破坏了宣教。我们应当不断地差派成熟的信徒。但那些成熟的信徒往往很少去海外。谁知道是为什么呢？也许他们对健康教会原则的喜爱已经成为一种障碍，扼杀了我们差遣人出去的使命。
它损害了植堂。我们植堂是因为我们察觉到一种需要——通常与教会人数的增长，或是在某个特定的地区缺乏健康的教会有关。那个新建立的教会可能还没有健康的植堂母会所具有的许多有吸引力的“选项”。应该与这个新教会立约的信徒，如果找不到自己喜欢的团体生活和敬拜表达方式，可能就不愿意了。
它削弱了农村教会。我们的汽车让我们很容易从5000人的乡村小镇开车到大城市郊区，参加那里形形色色更加丰富的教会活动。结果，小镇的教会变得更软弱，更不健康，他们想要在社区中赢得更多门徒的装备也更为不足。他们那里未归信的居民不太可能去健康但遥远的城郊教会。
它冲淡了邻里的存在感。在城市中，你可以很容易地穿过多个街区，到有符合我们偏好表现的教会去。同一个社区的十几个忠心的基督徒可能会去十几个不同的忠心的教会。他们也不太可能一起合作，在他们所居住的社区中得着门徒。
它破坏了多代和多种族的教会。由于不同的人口群体往往偏向于不同的事工计划或风格表达，他们通常会分别聚集在反映这些偏好的各教会中。我们就失去了一个多元化的会众所拥有的活力、智慧、成熟度、经验、长期稳定性，甚至是摩擦。也许更重要的是，我们限制了我们反映那种万民在耶稣的宝座前一同敬拜的属天图景的能力。
它加剧了意识形态的不平衡。在最近的新冠疫情中，我们看到了教会的分门别类。我们看到教会为利用这一时机而推销自己。许多教会现在在气质上更加同质化了。可悲的是，许多基督徒找到了以和他们一样的方式看事情的那群人。当下一危机打破我们的新联盟时，我们总是可以再重新分门别类。
正如约拿单·李曼（Jonathan Leeman）在《一个聚会》（One Assembly）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教会中无论是成员还是教牧的偏好表达，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他写道，“市场的手段并不完全有利于鼓励人们去别人开的餐馆吃饭。你永远不会看到麦当劳的广告庆祝他们与汉堡王一起解决饥饿问题的共同事业。”（第113页）我们无意中破坏了与姐妹教会的伙伴关系，以及耶稣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设想一下，你们教会有一个家庭搬到了45分钟车程外的远郊。也许令他们惊讶的是，他们找到了一个非常健康的教会。有好的讲道——解经式的——但不够精致，有众长老带领，有福音的清晰宣讲。在九标志中，比如说，有七个都符合。 然而这个家庭不喜欢那里的氛围：年轻的夫妇不多，几乎没有孩子，只有一间非常陈旧的儿童活动室，主日敬拜会出现让人痛苦的特别音乐，口琴也会偶尔出现成为伴奏乐器。
或者设想一下，你牧养一间乡村教会，而你们教会的一个家庭搬到了附近的城市。在那里最有九标志特色的教会却常常谈论社区中的问题，例如心理健康和刑事司法系统的不公正。这个家庭对此不太习惯，所以他们怀疑这个教会不太保守。
结果是，这两个家庭都宁愿继续开车45分钟去你的教会。
你希望他们这样做吗？
我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正在牧养我们的会众，让他们能很好地做出这个决定？我们是否正在对军人家庭或石油工人家庭进行门徒训练，使他们在海外一个讲英语的国际教会中茁壮成长？我们是否在预备他们，让他们使用自己的恩赐去建造一个不如我们成熟的地方教会？或者，我们是否无意中强化了他们的自然偏好——换言之，他们的表现型个人主义？
对于任何吸引人们来到教会、就圣经而言却并非必要的东西，都要警惕。现在流行的东西以后会改变。你们社区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将发生变化。如果你不谨慎，你们的成员会专注于一套特定的过时偏好，并变得越来越少，因为你从来没有训练过他们不要这样做。
你越成功地营造了一种能吸引人的“氛围”，你就越需要努力地教导他们，这并不是他们最需要的。你的教会的敬拜表达方式越是符合人们本能的喜好，你就越需要澄清：那些并非必要的东西确实不是必要的。
所以，不——即使对一些成员来说它们已经成为了必要——我的解决办法不是放弃儿童团契（AWANA）或年长圣徒的远足活动。
1864年围困弗吉尼亚州彼得堡期间，联邦军队在南军的防御工事的一段下面挖掘隧道并将其炸毁。我们把这一事件称为“弹坑之战”，但联邦军队仍然输了。
你可能不想要在儿童团契以前的地方留下一个弹坑。你不是战争中的将军；不，你是一个肿瘤学家。你想要缩小癌症，保留健康组织，巧妙地将肿瘤与重要器官分离，然后将其切除。这癌症就是你的会众（还有你自己）的倾向，认为我们需要我们的教会表现出我们偏好的东西，让我们感觉舒服的东西。
当我们的舒服破坏了我们的使命时，它就是一尊偶像。除掉这偶像。但要保全身体。
译校：无声宏扬。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Do 9Marks Churches Foster Expressive Individu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