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交、长交又或宜人之交花耗时间又需要牺牲，而我们的文化并不鼓励我们去培育和发展这样的友谊。因此，在当今21世纪忙忙碌碌的西方世界里，人们通常更加在意的是接受和占有，而不是牺牲和付出。[1]
西方基督教在这一点上仅仅是略异于西方文化，这是极其让令不安的。在《地狱来鸿》这部从魔鬼的角度写作的属灵争战小传中，C.S.路易斯想象出一札资深魔头大榔头写给他的侄子蠹木的信，信中大榔头对“现代基督教写作极少提及那些曾经针对世俗虚荣、择友和时间价值的告诫”的状况欣喜不已。[2] 论及21世纪基督教文学对“世俗虚荣”和“时间价值”的缺失，路易斯不一定是准确的，但当谈到友谊这个主题时，毋庸置疑，他是对的。
在这方面，当今的我们又是多么得不同于异教的和基督徒先贤！在古时，友谊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以至于异教的哲学家柏拉图，用整本《吕西斯篇》（Lysis），及另外两本《斐德罗篇》（Phaedrus）和《会饮篇》（Symposium）的大部分篇幅，来讨论友谊的本质。另一位古典希腊时期的主要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论述伦理问题的主要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十卷中专用两卷探讨友谊。对于古希腊人，友谊是人类生活最高理想之一，对于古罗马人亦然。
虽然圣经没一个具体的书卷在论述友谊，但我们的确见到相关的经节，
圣经将友谊视作生命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也是这些经节给人的印象。确信无疑，圣经在对友谊的描绘中，使用了两个一致的形象。[3]
在基督死而复活后的几个世纪里，教会在罗马帝国的传播并未否定关于友谊的这一盛赞，观察到这一点对我们是有启发性的。尽管基督徒强调的是去爱所有的人——家人、朋友、熟人甚至仇敌——但友谊仍被极高的尊崇。事实上这种强调，基于所有基督徒在基督里的合一，鼓励一种高度的灵性的亲密性，这种亲密性超越了被当时希腊罗马文化所认定的真诚友谊。[6]
公元4世纪一位主要的基督教神学家，拿先斯的贵格利（Gregory of Nazianzus，约329-389），如此记录了他与巴西流（Basil of Caesarea，约330-379）在公元350年间在雅典共同求学时的友谊：
在学习、住宿和讨论中，我曾有他为伴……我们凡物共用……但首先当然是神，以及对更高事物的共同渴望，使我们彼此相投。结果是，我们彼此信任至极，乃至于我们都透露心底，在我们的相念之中渐渐变得更加团结。[7]
鉴于这段对友谊的评价，也就不惊奇贵格利也会写到，“若有人要问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我会回答是‘朋友’”。[8]
在中世纪，英国西多会修士埃尔雷得（Ælred of Rievaulx，1110-1167），就此著有一部经典之作《属灵友谊》（Spiritual Friendship）。埃尔雷得认为，真诚的友谊必须“始于基督，延于基督，并在基督里得完全。”并且这样的属灵友谊将得到极大的珍重：
在人类事务中，努力得到的没有比之更神圣，苦寻的没有比之更有益，探索到的没有比之更艰辛，体验到的没有比之更甜美，拥有的没有比之更有利。因为友谊在现世和永恒当中都结果实。[9]
在现代史初期，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曾背负冷酷、严厉和无爱心的冤枉名声，他对友谊也有极大的赞赏。法国改教史学家理查·斯托非猜想，在宗教改革的时代少有人能像加尔文一样“建立如此多的友谊”。[10] 他最亲密的朋友中有两位是他的改革家同伴威廉·法雷尔（William Farel，1489-1565）和皮埃尔·维雷（Pierre Viret，1511-1571）。加尔文在其《提多书注释》（Commentary on Titus）的序言中盛赞与这两位先生的友谊，他写道：
我相信，我不曾有过这样的朋友，在我们事工所处的这个世界，在他们日常的生活样式中，同住在如此深的友谊之中。我曾在这间教牧办公室与你俩共同服事此地，其间未有过任何妒忌，似乎你俩与我如同一人……并且透过看得见的见证，和在人前良好的威信，我们已然显示出在我们中间没有别的谅解或友谊，而全是为了献于基督之名，是为了今时他的教会得益处，并且没有任何别的意图，而在他里面一切都可能与我们为一。[11]
在此三人的通信中也表露出这种兄弟般的友谊。现存有163封加尔文写给法雷尔的书信，137封法雷尔写给加尔文，204封加尔文写给维雷，以及185封维雷写给加尔文。他们不仅坦诚地讨论神学问题和教会事务，他们对私人生活中的问题也彼此公开。
此处只述一例：1552年1月27日，加尔文写信给法雷尔，就他耳闻的关于法雷尔布道冗长的报道——报道是真实的——责备他。“你曾常常认罪，”加尔文提醒他的朋友，“说你知道这是一个错误并且说愿意去改正它。”加尔文继而鼓励法雷尔缩短他的布道篇幅，唯恐撒旦利用法雷尔在这个问题上的跌倒，来破坏他事工中正在造就的那些美好东西。
现代史的早期，友谊在基督徒生活中的重要性继续被强烈的经历和探讨着。艾丝特·伯尔（Esther Burr，1732-1758）生活在殖民地新泽西，她明确的宣布“（除了神亲自的与人相交以外）没有东西能比一个朋友的陪伴和与之交往更能更新人的灵魂。[12]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和亚伦·伯尔（Aaron Burr，普林斯顿大学前身机构的主席）的妻子，在其日常生活的嘈杂中艾丝特诚挚地寻求了解上帝的存在。如其所行，她领悟到朋友是上帝所赐的礼物。在其写于1756年1月23日的日记中，她深信“我们拥有任何的朋友，都是蒙受了极大的恩慈——没有他们，这个世界会怎样——一个把自己看作没有朋友的人必是此生所有被造物中悲惨的一个——这是生命中的生命。”[13] 对于艾丝特来说，朋友是这世界的最大幸福源泉之一。为什么她如此高地看重友谊？无疑是因为她意识到，基督徒朋友和与朋友的交谈会为灵命的成长注入生命力。
在之前一年也就是1755年的4月20日，在她写给最好的朋友莎拉·普林斯（Sarah Prince）的一些东西中，也能找到类似的确信：
我应高度重视（如我亲爱的你也会如此）如你所拥有的如此有魅力的朋友——人可以向其吐露整个心灵的朋友……我视虔诚的交谈为保持内心深处信仰的最佳帮助之一，除隐秘的虔诚之外，我只晓得这最佳的——它被上帝的子女所忽略是多么得可叹！
请注意友谊和艾丝特所说的“虔诚的交谈”之间的联系。对于基督徒来说，真正的朋友是那些可以与之分享个人生命中最深层次东西的朋友，人对其可以毫无隐瞒并敞开自己。按艾丝特的说法，朋友是一个人可以“向其吐露整个心灵”的人。并且在关于属灵事物的交谈中，信徒可以找到活出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鼓励。谈到与朋友的属灵交谈是“保持内心深处信仰的最佳帮助之一”，艾丝特明显地将其看作是神的恩惠的一种途径，借此神用圣灵看顾基督徒与救主的相交。
这些关于友谊的确信在随后的几年也受到过挑战，当其中一个学院导师，某个叫做尤因的先生告诉艾丝特“他认为女人不知道友谊为何物”，因为她们“对像友谊这样冷静和理性的东西极少有能力。”艾丝特不失时机地批驳他的观点。如在她日记中写道的，“我反驳了他的几个苛刻问题，他没来得及再说第二遍。脸色通红，他看上去一头雾水……我们继续争论了一个钟头——我非常平静地与他交谈。”[15] 在家庭中，在她的父亲，也是十八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神学家，乔纳森 爱德华兹的教导下，艾丝特明显学到了很多。
约翰·莱兰（John Ryland Jr.，1753-1825）和安德烈·富勒（Andrew Fuller，1754-1815）演绎着另一幅绝美的圣经式友谊的画面。从1781年到1793年，莱兰同他的父亲老约翰·莱兰（卒于1792年）在北安普顿参与学院巷浸信会教会的教牧领导事工。1793年，小莱兰被呼召在英格兰布里斯托作布拉麦德浸信会教会的牧师，以及布里斯托浸信会学院的校长，他同时担任这两个职务，直到1825年去世。[16] 莱兰服事的所有机构属于大不列颠的加尔文浸信派，这是那个年代主要的浸信会群体。
在莱兰一生之久的朋友中，最亲密的是安德烈·富勒。富勒生于威肯，一个剑桥郡的小农村。[17] 他的父母罗伯特·富勒（Robert Fuller，1723-1781） 和 菲丽帕·冈顿（Philippa Gunton，1726-1816）都是农民，租用着一个牛奶农场摊子。在1761年，他的父母移居了一小段距离到了索厄姆，在那里他和他的家人开始定期去当地的加尔文浸信会教会，并且在1769年富勒在那里皈信。在来年春天受洗后，他成为索厄姆教会的成员。1774年，富勒被呼召担任该教会的牧师职务，直至1782年，他成为位于凯特林的加尔文浸信会圣会的牧师。
在索厄姆担任牧师的时光，为塑造富勒的神学远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了对美国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1703-1758）的著作的终生研究。这项研究，伴随着他委身活在绝对无误的圣经的权威之下，[18] 使他成为挚友约翰·莱兰所描述的，“可能是我们教派中有过的最有判断力的和有能力的神学作家。”[19] 随后的几代人认可了莱兰对他朋友的评价。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浸信会牧师C.H.司布真（C.H. Spurgeon，1834-1892）曾将富勒描述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神学家”，而20世纪浸信会历史学家A.C.安德伍德（A. C. Underwood）说“他是改革宗浸信会（Particular Baptists）曾有过的，最健全并且最俱创造性益处的神学家。”[20] 19世纪威尔士语传记作家大卫·菲利普斯（David Phillips），可能已经形之词穷遂称富勒为“凯特林的大象”，暗示他神学影响力的份量。[21] 他也曾担当成立于1792年的浸信会差会的第一秘书，从机构创立之初直到他1815年去世。
莱兰和富勒第一次相遇是在1778年，当时他俩都年轻，并且正在为一些极其重要的神学问题较劲。不到一年，他们成了最亲密的朋友。1782年，富勒搬迁到凯特林后，他们俩更加经常地会谈、祷告和一起共享时光，因为北安普顿和凯特林相距只有13英里。在接下来直到1815年富勒去世的37年里，他们的友谊从未中断。
在去世前9天，富勒最后一次请求莱兰：是否愿意在其葬礼上布道？莱兰同意了，虽然对他来说，在这次布道讲话中要止住自己的泪水绝非易事。在布道要结束的时候，莱兰追忆他们的友谊“从未有一分钟中断过，虽然我知道有过某个不友善的用词或想法”，并且失去这样一位“最忠诚和审慎的朋友”所造成的创伤，将是在此生永不能痊愈的。
富勒去世后的一年，莱兰发表了他挚友的传记。在传记简介中，他述说他们之间的友谊：
大多数我们共同的友人，都清楚知道，我是他最老和最亲密的朋友；尽管二十多年前我搬到布里斯托，使我们之间产生了一个距离，但经常的通信不断，如果超过两个星期没有收到他的来信，至少对我来说，这间隔就显得沉闷了。
1793年，莱兰搬迁到布里斯托，他和住在凯特林的好友的距离，使他们不能再经常会面。保持他们友谊生机和完整的唯一方法是借助书信。因此在超过20年的时间里，他们忠诚地通过书信彼此联络。莱兰记述，如果他没有至少两周一次收到富勒的来信，他就觉得时间间隔“沉闷”。两人都知道他们的友谊是一种脆弱的财富，在不可预知的生活繁忙中，如果缺少对它的关注，它便会轻易丢失或被忽略。如美国布道家哈顿·罗宾逊（Haddon Robinson）最近写道的，“即便牢固的友谊也需要浇灌，否则它们将枯萎并随风而去。”
最初使莱兰和富勒彼此吸引的，是发现彼此都有着“对相同信仰原则的依附，对相同的错误有着决然的憎恶，对相同作家的偏爱”，特别是约拿单·爱德华兹。换言之，他们有着一段良好友谊的基础方面：心的联合。在心灵的合一中他们寻得深深的喜悦——对基督荣耀和他的国扩张的热情。然而朋友不是连体双胞胎或者一个是另一个的克隆。朋友按他们本来的样子接受彼此，毫无保留，这也是真正友谊的本质，并且他们给彼此表达不赞同的空间。
在莱兰和富勒的例子中，他们的主要的观点分歧是围绕着一个十八世纪英语浸信会当中极度敏感的问题：关于开放式和封闭式的圣餐礼（即圣餐是否允许其他教会的成员参加），和开放式和封闭式的教会成员制度（接受婴儿洗的人是否可以被接纳为浸信会成员而无需受浸）。在十八世纪，加尔文浸信会教派的绝大多数牧师和会众，包括富勒，坚持封闭式的成员制度（只有受浸的信徒才能成为他们本地教会的成员）和封闭式的圣餐礼（只有受浸过的本教会成员才能在他们的教会领圣餐）的政策。而莱兰坚信在本地教会不管是圣餐礼还是成员制度都应向所有基督徒开放，不管他们是否作为信徒受浸。因此，他坚持开放式的圣餐礼和开放式的成员制度的政策。
举个例子，当莱兰做北安普顿学院巷教会的牧师时，曾有其中一位教会的带领执事，某个叫托马斯·特林德（Thomas Trinder）的人，直到他被任命为执事六年后才以信徒身份受浸。若是富勒，就永远不会容许这样的情形发生在他在凯特林任教牧的教会。但两个人在他们的友谊中对不赞同有足够的把握，不会让它破坏他们的关系。
唯一的一次这个神学争执几近真的干扰到他们的友谊，是与浸信会差会在印度塞兰坡的宣教有关。这次差传由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威廉·华德（William Ward）和约书亚·马士曼（Joshua Marshman）带领，他们都是莱兰和富勒的朋友，这次宣教在1805年采取的是开放式圣餐礼的做法。塞兰坡的传教士在写给富勒的信中告诉他他们开始确信“没有人有权利在圣餐台前拒绝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也不能拒绝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交通，纪念他们的共同的主的死，否则便是违背爱的律法。”“我们不能怀疑，”他们继续肯定的说，“瓦特、爱德华、布雷纳德、多德里奇、怀特非是否有资格领受圣餐——虽然他们的确没有以信徒的身份受浸，我们也不能怀疑在主的圣餐台前他们是否有神的同在？”
富勒不安于塞兰坡传教士所作的这般推理和决定，于是他施展其所有影响力和说服力来力劝他们接受封闭式圣餐礼，可能在1811年传教士实行了后者。尽管莱兰毫不迟疑的批判这个政策的逆转，但如他随后谈到他与富勒的意见不一，“我反复向他表达我自己的观点时，比对英格兰的任何人更直率和激烈，但却没有冒犯他。
我们所有人都容易受到引诱，使我们把次要事情看得远比其实际重要，当涉及这些非主要问题时，我们被诱使将我们的朋友挤压到我们自己的思维模子中。另一方面，在他们多数浸信会熟人视为完全重要的问题上，富勒和莱兰真诚地知道，如何为对方让出不赞同的空间。如此，他们揭示出他们寻求塑造他们的友谊所依据的那几行老格言，“在重要的事情上，合一；在非重要的事情上，自由；在所有的事情上，仁慈。“
1815年4月，富勒卧榻弥留之际，他被询问是否想见他最老的挚友莱兰，当时他的回答是简洁的：“他于我无益。”他的回答像是一个奇怪的声明，缺少对他们的长期友谊于二人意味深远的感激。但对这句话需在语境中去理解。在他写给莱兰的最有一封书信中，富勒开始说，“我们在一起已经享受很多，我所希望的，将证明在另一个世界有更大的喜悦……（在那里）我相信我们将重逢，并且不再分离。”显然，他对他和莱兰的友谊的感觉无论如何都不会经历改变。然而鉴于死亡正向他濒近，他知道在此刻只有一个友谊是必要的：他与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的友谊。如另一位18世纪的作家，英国圣公会教区牧师詹姆斯·牛顿（James Newton）在面对其兄弟的死亡时写道的，“倘若我们有神作我们的朋友，我们还需要害怕什么，没什么需要害怕，但是如果没有神的友谊，我们可能将被看作人类最悲惨的一群人。”
翻译：王清彦。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