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基督徒回顾十六世纪的欧洲时，大多数人都会对那个时期的神学遗产抱有浓厚的兴趣。宗教改革（或者说诸多的宗教改革）改变了基督教的形态，特别是在西方的基督教，并为全球基督教会的扩张性发展设定了轨迹。然而，这一时期为人熟知的往往是基督徒在神学上的分歧而不是基督徒的合一精神。新的神学传统（以及随后的宗派）往往是通过公开辩论和纸上论战而形成的，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在何处能看到大公精神呢？
诚然，新兴的神学立场在基督教团体和教牧同行之间造成了深刻的裂痕。在维腾堡，路德与他的同行安德烈亚斯·卡尔施塔特（Andreas Karlstadt）之间的分歧日益加深，这使得路德对改革的热情大打折扣。在苏黎世，茨温利（Zwingli ）最终选择了袖手旁观他以前的学生费利克斯·曼兹（Felix Manz）因其宗教观点（以及对民事命令的抵制）而被处死。[1] 加尔文不仅支持对迈克尔·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的公开审判，也与日内瓦市议会中的基督徒成员关系紧张。在玛丽·都铎统治英格兰的时期，诸如巴尔塔萨·胡布迈尔（Balthasar Hubmaier）被处死、苏格兰红衣主教比顿（Cardinal Beaton）和乔治·威沙特（George Wishart）的死亡以及明斯特起义（Münster Revolt）等血腥事件层出不穷，它们或是天主教徒与改革宗基督徒之间，有时甚至是改教运动内部的对立。
在宗教改革激烈，暴力事件频发的时代背景下，也有基督徒合作和秉持大公精神的杰出典范。马丁·布策（Martin Bucer）就是一位为基督徒之间的合作而做出重大贡献的牧师和改教家。布策是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最著名的改革家，他影响了法国、德国、英国和瑞士的宗教改革。他在与天主教、改革宗、路德宗，甚至重洗派领袖的神学讨论中表现出了友善的精神。也许布策应该被称为“善于合作的牧师”，而不仅仅是“斯特拉斯堡改革者”。
在布策数十年的牧师生涯中，他按照圣经逐卷教导和布道。其中一些布道后来以释经书的形式出现。[2] 布策最早的出版物之一是《基督徒之爱》（Instruction in Christian Love，1523 年），这本书描述了在基督里的信心（由于圣灵的工作）所应表现出的品格特征。在这部著作中，布策简要概述了基督教事工中属灵领袖应具备的主要品质。
《基督徒之爱》是布策愿意为福音合作寻找共同根基的早期证据。在随后的几十年中，他带头建立了教会之间的各种合作关系，他相信这些合作关系将促进宗教改革事业、培养基督徒的成熟品格并扩大基督徒的见证。
他的教牧职责至少在三个方面推动了布策发展在福音中的伙伴关系：
布策以圣经作为神学和教会改革核心要旨的热心受伊拉斯谟（Erasmus）和路德的双重影响。“两人都主张完全彻底地回归圣经，以解释圣经为‘做’神学的主要方法，两人似乎都共同强调以基督为中心，”一位历史学家指出，对布策来说“正是因为认识到传福音的共同使命，因此才同时与这两位结盟，并将他们视为共同事业中的伙伴。”[3]
从伊拉斯谟的人文主义影响开始，布策认为解释圣经不仅是教牧事工的关键，也是不同牧师和神学家聚集在一起探索上帝对教会旨意的根基。正如布策在《基督徒之爱》中所写的：
“我们必须首先坚守神的道，聆听它，阅读它，孜孜不倦地默想它，并据此行事。我们不能让任何人阻止我们遵守上帝的圣道；为了遵守上帝的圣道，我们必须甘愿冒着风险牺牲荣誉、生命、财产以及上帝赐予给我们的一切。因为只有上帝的话语才能使我们健康和蒙福。神的话语带来信心；信心带来爱；爱带来良善的果子。”[4]
布策以致力于教牧关怀而闻名，他认为教牧关怀是牧养事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做法促使他在斯特拉斯堡为一群神学上各不相同的宗教难民提避难所。他在服事期间接待了重洗派基督徒、茨温格利派基督徒、路德宗基督徒和一些天主教徒。布策会与客人进行神学讨论，同时表现出基督徒的恩慈。他在神学上既不消极，也没有引起不必要的分裂。
例如，1526 年 12 月，布策与沃尔夫冈·卡皮托（Wolfgang Capito）合作，与重洗派领袖迈克尔·萨特勒（Michael Sattler）进行了一场公开辩论。尽管布策与萨特勒的立场不同，但当萨特勒几周后在奥地利殉道时，布策称他为“基督的殉道者”。[5] 在《基督徒之爱》中，布策将服事中的恩慈描述为引导人走向真理的一个要素：
因此，牧师不仅要甘愿牺牲自己的身体，甘愿牺牲自己的物质财富，而且要甘愿牺牲自己的属灵生命和祝福，只要他宣讲的圣道能引导他人认识上帝、获得福分，从而赞美并永远尊荣上帝的美善。[6]
1538-1541 年，年轻的约翰·加尔文被流放到斯特拉斯堡，牧者心态使得布策成为了对他最有影响力的教牧导师。后来，加尔文在诗篇和罗马书注释书序言中提到了布策的影响，并称赞布策是一位忠实的解经学者。[7] 斯蒂芬·范德瓦（Stephan van der Watt）写道：“最重要的是，布策的友谊和父亲般的支持是塑造加尔文成为未来教会改革家的决定性因素。他真正帮助加尔文重拾了对基督教事工和教会的使命感。”[8]布策无私的指导不仅使加尔文重新成为一位主要的改革家，还帮助加尔文认识到他的事工必须以牧养为中心。
布策主张，教牧事工应以谦卑的事奉为标志。他在《基督徒之爱》中指出，基督徒的事奉应该以“从信仰中产生的无伪之爱”为驱动力。[9] 布策认为自私是教会事奉的主要障碍。他写道：“然而，如果一个人想要跟随基督，也就是想要转过身来，重新拥有正确的地位和品格，他就必须让（他）那受毒害的本性把他放在自己身上的爱，全都放在他的邻舍身上。”[10]
牧师们也难免骄傲和爱自己。然而，谦卑的信心和圣经是牧师治死老我的关键工具。布策写道：
“因为如果一个人的信心是完整，完全的，如果他的心完全接受了圣经……那么他就不可能追求自己的私欲或只为自己而活，因为他肯定会从圣经中准确地知道，这样追求私欲会毁灭自己，从而失去生命和一切。”（路 9:24；约 12:25）[11]
在不确定和冲突中谦卑开启了坚守信心的门。布策经常发现自己被卷入宗教冲突中，但他渴望建立一个健康的、能够展现福音的教会，这样的愿望坚定了布策的大公热心。这样的决心帮助他在一个不团结的时代建立基督徒之间的合一。
1549 年 4 月，由于查理五世战胜了施马尔卡迪联盟（Schmalkadic League），布策从斯特拉斯堡流亡国外，他收到了几份避难邀请：日内瓦的加尔文、维滕贝格的梅兰希顿（Melanchthon）以及丹麦和巴塞尔的其他改革者。[12] 最终他定居在剑桥两年担任神学钦定教授，这扩大了他对英国宗教改革的影响力。由于致力于发展在传福音和教会改革上的合作，布策流亡在外的这一段时期也收获了持久的教牧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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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ephen Eccher, Zwingli the Pastor: A Life in Conflict (Bellingham, WA: Lexham Press, 2024), 140-142.
[2] 例如，参见 Jason K. Lee and William M. Marsh (eds.), Matthew in the Reformatio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Downers Grove: IVP Academic, 2021), 14-15, 26, 227-228.
[3] N. Scott Amos, “Bucer among the Biblical Humanists: The Context for His Practice in the Teaching of Theology in Strasbourg, 1523-1548,” RRR 6.2 (2004), 141.
[4] Martin Bucer (trans, Paul T. Fuhrmann), Instruction in Christian Love (1523)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52), 51-52.
[5] Martin Gershat (trans. Stephen Buckwalter), Martin Bucer: A Reformer and His Times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4), 69.
[6] Instruction, 30.
[7] 参见加尔文的 "Epistle Dedicatory"，收录于 Commentary on Romans (www.ccel.org).
[8] Stephan van der Watt, "Wholehearted Commitment to Sound Pastoral Theology and Care: What Martin Bucer and John Calvin Can Teach Today's Pastors," CTJ 56.2 (2021) 239.
[9] Instruction, 46.
[10] Instruction, 29.
[11] Instruction, 49.
[12] N. Scott Amos, "The Alsatian among the Athenians: Martin Bucer, Mid-Tudor Cambridge and the Edwardian Reformation," RRR 4.1 (2002) 97-98.
译：DeepL；校：Jenny。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Martin Bucer as a Cooperating Pas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