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代人中都有基督徒悲观地认为，他们这一代人比先前任何一代人都差，而且已经触底了。在经历了 2020 年这样的一年后，似乎尤其如此。虽然我们不确定我们这一代人比历代前人实际上是更好还是更坏，但我们这一代人确实面临着信仰先辈们从未遇到过的在知识上的挑战。我们航行的水域之凶险，乃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涉及到：种族、基督教国家主义、政治、克隆人、婚姻的新定义、变性、社交媒体的出现、我们口袋里的电脑比美国宇航局用来让第一个人登月的电脑还强大、与激进的伊斯兰教并列的宗教相对主义，不断缩小的社会和经济全球社区、日益后基督教化的西方世界、“新无神论者”的兴起等。这些威胁以前几乎都不存在。所以，我们需要在神学和知识上谨慎带领教会的人。
在过去的世代，这样的领导主要由教会的主教和牧师担当。但自从启蒙运动以来，牧师群体越来越多地退出这一领域。大学教授已经取代了牧师，被当成是教会的神学领袖。我们被告知，牧师的责任是关怀人、讲道、探访病人，和提供属灵辅导。另一方面，教授们要从这些琐事中抽身，这样他们就有时间和空闲来深入思考，并就当今紧迫的知识问题发表深刻的见解。
当然，这种分工的主要问题在于，无论牧师多么肯定自己已将这一责任委托给了学术界，都不能忘记一个事实——圣经其实是把牧师确立为教会的神学领袖（例如：徒20:28-31；提前1:3，6:3；提后1:13，4:3；多1:9，2:2、8；来13:7）。公交车司机可能希望将他的工作委托给坐在第二排的人，但驾驶公交车的职责和责任始终由他承担。[1]
在移民、伊斯兰国（ISIS）、跨性别主义、同性婚姻、批判性种族理论、社交媒体的可能性和危险、克隆人，以及全球变暖这些议题上，神的子民以神学和基督教的方式思考问题的能力，并非来自大学教授所说的话，而是来自他们的牧师所说（或不说）的话。这并非要贬低大学和学院的学者所做的重要工作。但在神学上领导教会的担子（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不可避免的伦理影响）是直接落在教会牧师肩头上的。
神学作为一门学科，其主要功能是回答教会需要回答的问题。由于牧师们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这一责任，我们有太多的教会在神学上是贫乏的，因此装备不良，无法面对我们所处的这个充满挑战的新世界。由于后启蒙时代的神学家们现在几乎完全置身学术场所，即便是最高水平的基督教神学反思，在教会意义上往往也是贫乏的，时常与教会现场的真正关切脱节。
我们会对有趣的想法发表深刻的见解，但我们已经忘记了为什么这些想法最终是重要的。有句话说得好：“一个没有神学的教会是贫穷和瞎眼的，但一种没有教会的神学会沦为奇思怪想。”[2]
基督教神学反思应当在教会共同体中蓬勃发展，正是因为神学要服务的对象是教会共同体。“圣经的家就是教会，不是学术界。教会是圣经被养育并认可为正典的地方；反过来，圣经也要养育教会，并作为她的正典指南发挥作用。”[3]
教会的牧师要身处这样的共同体中，并为了这共同体而进行合乎圣经的思考，这是他们所肩负的任务。神的子民永远不会高过她的牧师的神学带领，无论我们的教授在学术界有多么精明的神学头脑。
在每个时代，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教会都需要不仅翻译神学，而且建构神学的牧师。教会还需要研究神学，而不只是消费神学的牧师。我们甚至需要为其他有教会头脑的神学家和学者写神学（我们称之为“教会神学”，有别于学术神学）的牧师。教会需要在最高知识水平从事研究的牧师，他们能够深入挖掘教会的神学遗产和传统，能够建构神学综合体系来回答当今最紧迫的知识问题。
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教会辅助机构事工——“牧师-神学家中心”（CPT），能以我们自己的方式为这项事业提供些微的帮助。“牧师-神学家中心”是一个泛福音派组织，致力于招募、建立网络并为牧师—神学家提供资源，使他们根据晚期现代世界的文化挑战和机遇，在知识和神学上忠心地领导教会、。我们相信牧师是教会的神学领袖，牧师群体必须再次自觉地承担起有关教会知识和神学领导的重任。
然而，不要把“牧师—神学家中心”放在心上。比起任何像我们或九标志（九标志告诉我们要把他们包括进来）这样的组织，教会更需要能从事牧师—神学家先辈们所做的那种工作的牧师——如爱任纽、亚他那修、安波罗修、奥古斯丁、卡帕多西亚三教父、加尔文、卫斯理和爱德华滋。
当然，不是每个牧师都是加尔文，也不是每个牧师都蒙召为其他学者撰写神学学术论文。就像不是每个学术界的教授都是多产的作家和学者一样，有些牧师将主要在地方教会中发挥他们的神学领导力。这很好。但现在就是时候了，新兴的一代教会领袖要努力进入一个新的未来（这实际上只是回归我们的过去），在那里，牧师群体再次将自己整体视为一个神学家的群体。
会众是我们各自的研究项目生长的合适土壤。我们会众的恐惧、担忧、怀疑、喜乐和痛苦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自己的，这塑造了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阅读圣经的方式，以及我们如何访问教会丰富的文字传统。因此，“与其说教会是基督教神学的摇篮，倒不如说教会是基督教神学的熔炉——是共同体对信仰的认识得到实践、检验和修正的地方。”[4] 我们所写的书籍和文章，虽然并不总是直接写给一般信徒的，但始终都关注一般信徒。
我们发现，没有什么比看到我们的神学反思成果逐渐进入我们所爱和服事之人的生活，更令人满足的了——坚固他们的信仰，使他们发酸的腿挺起来，鼓励他们爱神爱人，并激发盼望。
我们不会回避，在地方教会中作神学家并不适合胆小的人。十多年来，我们为此披荆斩棘，一路上并不都是彩虹和鲜花。地方教会往往缺乏对神学家的任务至关重要的机构性设施。获取学术资源就是一个挑战。关系上脱离志趣相投的学者群体，会让人感到孤立。有些会众也会对牧师花时间阅读他们不理解或不感兴趣的东西持怀疑态度。但突破和超越这些障碍，对于教会的生存和繁荣是必要的。
除此之外，为其他牧师和神学家实际撰写神学的任务，使这一挑战变得更加艰难。在一间地方教会中成为多产的神学家是有可能的，即使这很困难；但这看起来跟在学术界成为神学家不一样（关于那个我们已经写过很多）。然而对于有这等呼召和恩赐的牧师—神学家来说，我们想不出比这更充实的职业。
长期以来，那些具有知识和神学能力的人，都不认为作牧师是神学家的一个可行的职业归宿；这种错误的选择使教会变得贫乏。不是每个神学家都蒙召牧会，但每个牧师都确实蒙召成为神学家——无论是对自己的会众，还是对更广泛的教会群体。如果你肩负带领教会的重担，那么请拒绝现代性的错误分工，并采取牧师-神学家的历史眼界。
作者说明：本文的早期版本最初发布在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神学博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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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这方面，我们感谢像卡森（D. A. Carson）、威尔斯（David Wells）和范浩沙 (Kevin J. Vanhoozer)这样对教会敏感的学术神学家，他们承认教会的长老、监督、牧师和主教在“确保教会福音见证的完整性”方面具有神学优先地位。Kevin Vanhoozer, Drama of Doctrine: A Canonical Linguistic Approach to Christian Theology (Louisville, Kent.: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5), 447.关于范浩沙观点的更多信息，见Drama, 445-57，以及他与欧文·斯特拉坎（Owen Strachan）合著的The Pastor as Public Theologian: Reclaiming a Lost Vision (Grand Rapids, Mich: Baker Publishing, 2015)。
[2] Joseph Ratzinger, The Nature and Mission of Theology: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It’s Role in Light of the Present Controversy (San Francisco, Cal.: Ignatius Press, 1993), 48.
[3] Hans Boersma, Heavenly Participation: The Weaving of a Sacramental Tapestry (Grand Rapids, Mich.: Eerdmans, 2011), 138.
[4] Vanhoozer, Drama, 25.
译/校：无声宏扬。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Pastors Should Be Theologia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