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来花点时间想想你会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1）当今教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2）基督徒在哪些方面最容易向真理妥协？
3）牧师应该如何帮助信徒成为福音美好的见证？
也许你能给出每个问题的答案，但你可能也会注意到这些问题是多么含糊不清。问题 1 没有说明我所说的“教会”或“最大的”问题指的是什么。问题 2 没有明确指出哪类基督徒或哪类特定的真理可能会受到损害。问题 3 没有说明哪类牧师应该为哪类人提供哪种帮助。每个问题都有误导性，因为每个基督徒、教会和牧师都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他们都化身在特定地点和时间中。他们都有独特的需要也面临独特的危机。
在数字时代，记住我们的特殊性越来越难。互联网导致了“情境坍塌”（context collapse）。它将人们带入一个本质上没有面孔、没有地理边界的空间。这个空间概括了语言和思想，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真实存在的差异，将我们推向高度通用的语言和思维方式。
互联网确实有其积极的一面。例如，作为一个生活在肯塔基州、美南浸信会的丈夫和父亲，我每天的正常生活并不会让我与英国福音派基督徒有密切接触。但社交媒体却可以。我可以认识远离自己文化背景的人，从而了解他们在福音中与我相同的经历，以及他们是如何回应的。
与此同时，互联网高度概括了思想和语言，这会在很大程度上误导我们的直觉。我在网上看到别人的问题或争论，我可能就会非常关注这些问题和争论，甚至对它们的关注度超过了我关注自己或本教会弟兄姊妹的试探和软弱。别人生活中的故事可能与我的生活以及我生活中的人没有什么关系，但这些故事的垂手可及造成了一种距离上的错觉——他们感觉离我很近虽然实际上离我很远，因为我们之间的距离通过技术被“拉近”了。
情境坍塌带来的挑战与思考基督教中的大公性尤其相关。因为神学讨论、教牧关怀，甚至地方教会都已迁移到网络上了，它们已明显成为数字生活的一部分。但是“虚拟教会”不仅在教会论上不连贯，它与基督教的大公精神也背道而驰。
从根本的层面上看也的确如此。“虚拟教会”试图消除了教会之间建立连结的物理现实。一个虚拟教会无法为了向社区传福音而与另一个教会合作，因为虚拟教会根本就没有社区。
而且，大公性与数字化之间的不连续性在更深层次上也是如此。数字化生活会支配我们的注意力和情感，使我们感觉实际的生活和服事枯燥乏味或没有意思。如果一位牧师的思想一直被社交媒体上的最新讨论或博客圈的最新趋势所占据，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他是在与某些网络上的声音建立虚幻的群体感，这些声音感觉离他很近，但事实上却离他很远。这样，他就在经历虚幻的大公。反过来说，他也可能会根据某些人或机构在网络冲突中的表现，而对他们产生敌意，即使他和这些人或机构在主要问题上看法基本是一致的。我有时称之为“推特上的观点”，它导致基督徒彼此误解，常常因为肤浅的原因而无法建立深厚的团契。
基督徒之间以及教会之间真正的团契往往来自于共同的核心教义以及这些教义下的共同目标。它的前提假设是，基督徒和教会能够确定哪些教义对于建立合作关系是最重要的（例如神学“会诊”，theological triage）。它还假设基督徒和教会能够将这些教义与为达成目标而采取的行动联系起来。
数字文化给这两个假设都制造了严重的问题。互联网的天性就是把每一个问题都变成“关键”问题，不断地给友谊划界限，不是围绕圣经中最重要的问题，而是根据最热门、最“可点击”的问题。互联网的天性是自我推介：让上网的人沉迷于“无法自拔地滚动”并消费/发布更多内容，而不是关掉屏幕并对正在发生的事情采取行动。在网上，可接受的团契界限变得越来越随意，团契的价值被稀释到意味着消费相同的内容。
教会和牧师如何在数字时代培养真正的大公精神？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包含一种抵制模式，尤其是牧师们抵制虚拟“事工”的诱惑。读这篇文章的人中大概不会有人认真地在考虑建立一个完全数字化的教会。但也许很多人可能会功能性地生活在网上，每周花一部分时间在基督教社交媒体和博客上。
替代这种生活方式的办法不是扔掉笔记本电脑和手机。而是一种有意识地调整，把数字技术放在适当的位置。这种节奏因地而异，但衡量我们做得如何的一个诊断标准就是反思我们是如何回答本文开头的那类问题的。当面对类似的问题时，我们第一反应是想到教会长椅上坐着的真实的人，想到我们的配偶、子女和朋友所面对的真实问题，还是最新的病毒式争论？牧师的讲道是否反映了他所作出的承诺——教导这个特定群体，还是他会否倾向于用另外的身份定义他的会众——比如一群富裕的读《纽约客》的沿海精英？
抵制数字化语境坍塌的试探可以从正反两方面增强大公教义的力量。从积极方面来说，将我们的情感力量集中在与我们实际关系密切的人和机构身上，可以促进我们的共同事业。我们不再将人简化为网络观点工具，而去认识真实的人，了解他们的真实经历、恐惧、渴望和盼望。这可能会带来令人惊讶的发现：那个我们不喜欢的牧师或教派领袖的推特主题，他的想法可能来自于一个我们从未想到过的角度。将具体的人带入数字化的关系可能不会导致观点的改变，但很多时候确实会带来态度的改变。
从消极的角度看，抵制互联网的影响力可以帮助我们实践我所说的“神圣的距离感”。社交媒体对福音文化的最坏影响之一就是不停地激励和迫使一个宗派的人（比如说保守派）去监督另一个完全不同观念的人（比如说自由主义神学）的言论和做法。这不仅是对时间的巨大浪费，而且它南辕北辙地加强了一种虚假合一的感觉。为一个毫不相干的宗派或教会机构事工的言行愤怒，意味着我们原本应该合一。这个例子只是用来说明互联网如何制造出近在咫尺的海市蜃楼。
实际上，自由主义神学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的言行丝毫不会影响到我或我自己的教会。我的回应应该表明这一点。“神圣的距离感”是一种礼貌的漠不关心。我不需要在不合一的地方假装合一。相反，我可以带着爱和尊重，简单地说：“我们没有相交”。然后我可以继续前进，而不是对我永远无法改变或影响的人和机构感到愤怒。神圣的距离感消除合一的假象，从而维护了基督徒的友谊。
数字世界是个悖论：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近也更遥远，却更容易错过眼前的事物。时光无法倒流。我们永远无法回到前网络时代。因此，在这个时代忠于基督意味着在互联网时代践行基督对门徒和教会的教导。
虽然技术本身使我们远离基督教的智慧，但我们可以反击。基督徒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获得团契，而我们必须有意识地追求它。它不会在我们刷新订阅之后自动出现在收件箱里。
译：DeepL；校：Jenny。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The Internet and Christian Catholic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