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X. 教会带领

权柄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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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6

原文标题与链接:Views of Authority from around the World

翻译:陈昊

 

编者按:我们邀请三位牧者反思其本国的人对权柄的反应,这三位牧者分别来自巴西、英国和中国。这三位牧者的反思如下:

——巴西视角,作者Tiago J. Santos Filho

——英国视角,作者Mike Gilbart-Smith

——中国视角,作者Josh Xie and Ryan H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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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视角

作者:Tiago J. Santos Filho

“权柄:离开它人类就无法存续,它带来多少真理,也带来多少灾祸。”

——歌德

歌德这句名言非常贴合巴西文化。巴西人对权柄的观点复杂而矛盾,常常错误与真理并存。一方面,受欧洲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人们强烈地抗拒权威,处于法国哲学家福柯所谓“反对权力关系的斗争”中。

这种情绪也影响到巴西媒体和院校等重要领域,结果甚至那些合法的权威,诸如军队、政府、父亲和老板等形象都受到沾染扭曲。而另一方面,巴西人中间又很推崇那些威权形象,尤其是那些魅力型的、民粹主义的人物。这种情况多见于政界。

一旦人们秉持这些扭曲之见,显然就难以区分良性的权威和威权主义了。在巴西,这种情况很容易归咎于以往自1937至1945以及1964至1985年间以独裁专制为标志的政治体制,或者当前巴西对巨型政府的信奉。这是为何人们在几乎所有事上,既依赖强人和威权领袖,同时又依赖政府的部分原因。

巴西教会的权柄观

这种倾向在福音派教会里面也很明显。由于缺乏圣经关于权柄的教导,很多基督徒屈从于世俗文化的力量,变得对教牧和组织性的权柄充满挑剔和怀疑。这既损害了教牧侍奉,尤其是削弱了劝诫、领导和辅导的能力,又危及到教会的团契生活,特别是使人难以委身于为彼此守望一同与罪争战。

而另一方面,有一些领袖使自己在教会几乎拥有无上的权柄,好像他们就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基督徒对这些人往往持错误的崇拜心态。有些领袖称自己拥有使徒或别的什么头衔,这使他们显得与众不同,令人望尘莫及。这种倾向可能是深受罗马天主教的遗毒,因为天主教视神父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赋予他们超过普通信徒的地位。

巴西罗马天主教的遗留

这也是所谓教皇无误论背后的逻辑,这种观点视教皇为“使徒彼得的继承人,在地上代表基督”,因此其权威必须服从。巴西神学家Augustus Nicodemus称之为“巴西福音派的身体,罗马天主教的灵魂”。或许正是因为太熟悉单个神父的治理模式,很多巴西福音派教会抗拒多位长老,尤其是平信徒长老的治理。

这些扭曲的观念显然不利于我们国家的基督徒,只能靠神的恩典,藉着宣讲和教导加以纠正。为了帮助神的百姓建立一种健康的权柄观,有三个圣经原则尤其要引起重视:

1、宣告神的绝对权柄

尽管在创造的故事中,权柄一词并没有出现,权柄观却随处可见。甚至有些经文比Dixitque Deus: Fiat lux. Et facta est lux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更加清晰地证明了神绝对权柄的分量。

创造天地、创造人类以及赋予神的形象和样式(Imago Dei)都表示创造主的权柄。在此,神被启示为对被造物拥有绝对权柄和能力者,这既是贯穿整本圣经的重点,也对神人之间的正确关系至关重要(出15:18;伯38-41;诗9:7,8;11:4;29:10;93:1;146:10;耶18:6;赛40:12-31;但4:34-37;罗9:21)。这些基督教信念都是对权柄最重要的教导,通过这些教训可以理解权柄的本质是好的,与神的属性密不可分。

2、授予人的权柄

所以,人类所有形式的权柄都是被授予的权柄。神,作为创造主,委任人通过发展文化与技术、建造家庭、组织社会等方式施行对受造物的管理之权(创2:15-25;诗8)。荷兰神学家杜赫曼(Herman Dooyeweerd)和凯波尔(Abraham Kuyper)都受了约翰·加尔文的影响,他们提出所谓的“领域主权”,并认为家庭、国家和职业等领域都是神的创造,每一部分都有特定的权柄。

教会当然也是其中之一。这种教导应该有助于纠正所谓权柄本恶的暗昧观点,权柄不是必须予以抵挡之事,而从本质上是神创造秩序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地方教会,对信徒群体而言,这理应可以为之提供意义、方向和秩序(出18:13-27;可6:7)。还有,这些原则可以帮助基督徒理解教会中的权柄是出于神,目的是为了执权者和信众双方的益处,并最终应向神交账(来13:17)。

3、信徒人人皆祭司

改教期间,马丁路德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教训是所谓信徒人人皆祭司的圣经观念(彼前2:5,9;启1:5,6)。在1520年的著作《基督徒的自由》一书中,路德表示祭司和平信徒在神面前同样尊贵,因为每个人都是通过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提前2:5)。

路德还证明所有职业在神面前都有同等的价值,这样就使人不再惧怕和依靠祭司阶层。路德提醒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藉着圣灵,通过圣子来到神面前。还有,每个基督徒都是神的“diakonos”(执事),都有责任使用自己的恩赐在信徒群体中间服侍神。在受造的任何领域都没有人有绝对的权柄,更不要提在教会中了。一切都是恩典的结果。

结论

不过最终,实际上人拒绝神的权柄,为自己篡夺了神的权柄。弥尔顿的经典著作《失乐园》如此说:

可诅咒的子孙啊!

他休想登上凌驾于同胞的地位,

强夺上帝没有赋予他的权力!

为了抵挡这种普遍的试探,我们要将人领到圣经面前,告诉他们神在人类堕落之前是如何建立权柄的。堕落以后,就连我们这些得救的人都会带着挣扎来顺服好的权柄。因此,我们等候基督再来,并最终在全地建立祂完美的统治。

Tiago J. Santos Filho是圣若泽杜斯坎普斯恩典浸信会牧师,巴西布塞尔学院基督教伦理学教授和教牧主任,Fiel Ministries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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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视角

作者:Mike Gilbart-Smith

英国的多元文化组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体系,进而塑造了我们对权柄的观念。

这从过去两年的政治动荡中可见一斑:2014年苏格兰举行公投,最终以5.3%的票数之差仍然留在联合王国。2016年,英国举行公投,以1.9%的票数差成功脱欧。在以上两例中,那些投票决定离开的人最主要的理由是所谓的独立自主。我们凭什么要听威斯敏斯特,或者布鲁塞尔的号令?

另一方面,那些投票留下的人最多是出于经济的原因。比起政治权柄的所在,共同的更加强大和繁荣才是更重要的事。

在对待权柄方面,这种英式态度所带来的张力更加普遍。一方面,有很多人似乎并不关心由谁掌权,只要事情还过得去,我们的生活依然顺遂就行(各人专长得以发挥)。另一方面,人们坚定地认为权柄是必要之恶,因此只能掌握在向其权下的人紧密负责、并可被其权下之人解除的人手里。那些不能被解除的(如皇权!)只能握有非常有限的权柄。

这些对权柄杂乱的观点背后的影响因素如下:

  • 英国阶层的复杂性及不公平性。[1]
  • 多元主义。[2]
  • 对殖民历史的集体负罪感。[3]
  • 后现代自由派精英控制的媒体不断推崇所谓道德自主和不干涉他人的道德自主。

上帝设计了家庭,让人学习爱的权柄,但是因为人们太常将权柄视为恶事,因此甚至在家庭中,人们也羞于谈论父母的权威,转而仅谈论父母的责任。我的孩子们有时会去别的家庭做客,在那些家庭中,孩子无需顺服父母,相反,父母和孩子一同服从所谓的“家规”,谁触犯了家规,就得一视同仁地到“淘气角”接受惩罚。

在教会里,权柄有其英国独有的复杂性。作为国教,英国教会30位资深主教是议会上议院的当然议员,以此,英国教会就被认为有道德权威(主教们常常将就政治和社会议题发表意见)。但作为一种国家宗教,教会又处在一种危险之中:‘在如此多元的社会中,这种官方角色怎么能让我们按照圣经上的胡言乱语而行事?’这样一来,主教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就极容易让人联想到输出“英式价值观”的政客。

教牧侍奉中权柄是带着爱来实行的,这种权柄的恰当和益处应该得到教导、实践以及享受。那么,英国的这些复杂情况在教牧中有什么影响呢?

作为一个身处特权阶层,并有一定教育背景的英国牧者,在牧养一个多元文化、主要是工薪阶层的教会时,我非常明白使用权柄的危险性。在英国,人们常常不言自明地觉得来自与我相似背景的人“有资格”行使权柄。权柄必须表现为爱的教牧关系,而不能变成“高压政策”。

不过我发现,我们浸于其中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让我们有很好的机会去分辨和尝试爱的权柄。人们对权柄的观念并不统一,这意味着除了圣经关于人的普遍教训以外,我们难以想当然地假设人们对权柄的看法是什么。圣经对人的观点是:人是罪人,他们极爱为了自己的自主找借口,人只能藉着承认耶稣为主并以祂为乐来得到救恩。

教牧之权来自于教牧关系。如果一切权柄都反映主耶稣的爱的权柄,那么我们对那些还没有体验到我们爱的人就没有充足的理由实行权柄。

因此,教导和爱是教牧责任的两个要素,以此帮助人们喜爱耶稣在群体生活中所设立的权柄。

在地方教会中,成员课程对于教导教会的权柄非常有效。在此,关于教会模式的圣经教导,在经验之前就可以被接受。因此,所谓爱的权柄就可以先接受,然后再享受。

这也是双向的,我们所有人都有权柄,且在权下。

以耶稣为例,祂既是在权柄之下的榜样,又是拥有权柄的榜样。耶稣的榜样对于人们理解神为家庭、教会和社会设立权柄的美好计划极有帮助。

当我们运用权柄以及伏在权下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效法耶稣,因此应该在这两种角色中都能喜乐。

Mike Gilbart-Smith是英国富勒姆,特怀纳姆教会的牧师。他的twitter账号是@MGilbart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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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视角

作者:Joshua Xie, Ryan Hsu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家族为基础的,社群的权柄根据血缘关系代际传承,继承规则简单明了,也广为接受。这种坚固的权柄架构,要求人们在私人生活领域顺服家族权威,而在公共生活领域顺服政治权柄。孔子时代,这种架构开始瓦解,秦汉以后(1世纪),尽管儒家思想被当作官方正统,政权的运作常常流于混乱。元朝以降(13世纪),中国政治架构越发僵硬固化,极其倚重于暴力和军权。

时至今日,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下,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反权威主义深深扎根在很多中国人的思想中。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模式,即公开地承认某种形式的权柄,而私下里却抗拒、反对、逃离对这种权柄的任何形式的责任(哈维尔在《无权者的力量》一书中描述了这种情况,尽管他是以此谈论捷克人的状况)。

教会怎么样呢?拿成员面谈来说,新成员往往公开接受长老的教导,表示愿意遵守教会的权柄。不过,在私下里,口头上或行动上,他们可能会表达自己对教会教导、甚至是信仰告白的不同意见。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其实有责任在公开和私底下一致地承认教会的权柄。

这种对教会权柄的错误观念给教会生活带来很多麻烦,尤其是当成员在口头上同意,而在心里否认甚至反对时,麻烦就更大了。例如说,成员可能同意教会领袖有权利决定会众聚会的时间和地点,而一旦确定的时间和地点不方便或不合他们的意,抱怨的声音就立刻或迟早扬起。

有些人同意他们作为成员理应参加教会的晚间崇拜或成员大会,以此服侍和支持教会的侍奉。但实际上,他们却很少、甚至从不在下午以后的聚会中出现。

牧师在这样的会众中怎么服侍呢?有四方面应该尽力去做的。首先,我们应教导福音。福音描述了一种爱的权柄,掌权者乐意为自己的百姓而死。这种权柄与传统的“操权管束他们”不同(太20:25)。当你教导福音的时候,人们就看见权柄是从神而来,是为了他们的好处。

其次,牧者服侍会众,在教会和家庭中作仆人式服侍的榜样。当人们看见权柄在教会与世界不同时,他们对权柄的负面看法就会消失。

第三,让会众参与到接纳新成员、执行教会纪律、印证长老等中来,一起按照圣经做决定。牧者应当作关于权柄的教导,并带领会众恰当地使用权柄。

最后,在门训和私下的教导中,长老们必须尽力影响那些敬虔的信徒,使他们可以影响其余的人。当基督的身体长大时,错误的教导就会迅速销声匿迹。

作者系中国教会的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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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

[1]在很多人看来,权柄长期掌握在那些在特权中成长起来的人手中(19世纪的英国首相都毕业于同一所高中!),而88%英国学生就读于一般的综合学校(历史上只有一位首相来自于这种学校)。令人震惊的是,第一位来自综合学校教育部长3周前刚刚得到了任命。

阶层上升的速度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增加,说话的方式和你就读的学校仍然影响着你的职业生涯。尽管某些上层和上层中产阶级的传统与礼仪正在衰落(譬如,应该如何切奶酪,倒茶,写邀请函或致谢信,穿衣,握手,笑,克制哭泣?),其他更加微妙的障碍仍然存在。

[2]今天的伦敦只有不到一半的英国人是白色人种,超过200多种语言作为第一语言正在使用。如果有人想谈论某种单一的英国对权柄的观点,他就忽略了英国还有穆斯林、人本主义、锡克教、新教和天主教等的权柄观,这些不同的群体甚至彼此互不理解。政客所鼓吹的“英国价值”受到奚落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如果有人希望在互不相通的各种价值观中寻找共同之处,那么这种价值一定是平庸老套,完全谈不上什么英国式的。

[3]不愿接受权柄的倾向因着对我们过去殖民历史的丑化而加剧,这当然正视了大英帝国发展中的罪恶,却没能注意到帝国治理或渐渐解体过程中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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