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承认：当我第一次看到卡尔·楚曼（Carl Trueman）这本新书《现代自我的崛起与胜利. 以及教会如何应对》（The Rise and Triumph of the Modern Self: Cultural Amnesia, Expressive Individualism, and the Road to Sexual Revolution）时，书名和封面并没有太吸引我。“自我”“文化失忆”“表现型个人主义”，以及“通往性革命之路”这些概念与我作为一名普通牧师所面临的日常事务有什么关系呢？这一切看起来都是如此哲学、如此抽象、如此晦涩。尽管如此，在几位朋友和导师的推荐下，我还是毅然决定读一下。在沉浸此书几周之后，我惊讶地发现，其中的每一个哲学主题都对我的生活、事工和世界产生了超出我想象的影响。
本文的目的是让你也相信这一点。
先说最重要的事情：楚曼想说的是什么？从本质上讲，他认为我们现在的时代和境况在道德和哲学上都处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时代。与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美丽新世界》（A Brave New World）中的反乌托邦类似，但有一个巨大的区别：在赫胥黎幻想的未来，社区占统治地位；在我们的现代世界，个人占统治地位。简而言之，最近爆发的性革命只是新的个人主义世界秩序的一个症状而已。
的确，自堕落以来，性方面的罪就一直困扰着我们。然而，这种反叛的表达从未如此被接受、彻底、广泛和欢庆。楚曼通过对下面这句话的思考来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性：“我是一个被困在男人身体里的女人”（《崛起与得胜》，第 19 页以下。）想一想这种说法在我们当今时代的所谓合理性。就圣经（和逻辑）而言，我们知道这种说法是荒谬的。然而对许多人来说，它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对一些人来说，它是如此的有道理，以至于对它的认同已经成为一个涉及法律和社会后果的问题。
二十年前，大多数人都会嗤之以鼻。现在情况已经不再是这样了。所以，楚曼说，我们美丽新世界的性道德风气（sexual ethos）向你张开了双臂。
在旧世界，人们通常接受犹太教-基督教的性准则，至少在表面上这样接受。性方面的罪和变态确实存在，但通常隐藏在黑暗的外衣（即羞耻）之下，或在对社会秩序的蔑视（即反叛）中。然而现在，一种合乎圣经的对性别、性取向和婚姻的理解即使不是遭到完全蔑视，也往往被投以怀疑的眼光。同时，变性被认为是正常的，甚至可能在道德上是优越的。问题不再是“怎么会有人说他是被困在男人身体里的女人呢，”而是，“怎么还有人质疑一个自己是被困在男人身体里的女人呢？”
简而言之，性革命已经得胜。但是……为什么呢？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楚曼著作的天才之处开始闪现。他没有回答我们可能希望他问的问题：“我们如何阻止或扭转性革命？”相反，他慢慢地追溯了性革命的得胜。就像一个熟练的医生一样，他通过社会、文化和伦理方面的症状进行解释，以做出准确的诊断。而他的结论会让你大吃一惊。
牧师和教会里的人很可能会以为答案很简单。我现在就能听到，“同学们，是什么引发了性革命？”牧师和人们喊着说，“罪！”但楚曼拒绝这种过于简单化的答案。将性革命归咎于罪，就像把世贸双塔的倒塌归咎于重力一样。
要了解我们这个美丽新世界，我们就不仅要了解罪恶的引力，还要了解它所采用的哲学和政治策略。他用两个词概括了罪魁祸首：“表现型-个人主义”（Expressive Individualism，或译“表达型个人主义”）。这个术语指的是通过表达我们自己的感受和欲望来寻找自身意义的倾向（第46页）。本书通过细致的历史和文化分析，追溯了自我的政治崛起的300多年历史。虽然有过于简单化的风险，但这种演变的发生可以归结为三个战略性步骤。
首先，通过卢梭和其他后启蒙思想和诗人的影响，自我变得“心理学化”（psychologized）。我们是谁不再由我们的家庭、国家或教会来决定；相反，重要的思想家和艺术家让我们相信，我们可以而且事实上必须决定我们是谁。根据这些宣传者的说法，身份不应当从我们之外的任何人或事物中得知，而应当从我们里面创造或表达。
第二，通过弗洛伊德的教导（同时达尔文对这一领域进行了一些科学上的支持和修正），心理（psyche）——即内在决定的自我——变得性欲化（sexualized）了。由于达尔文的理论将人降低为一种高级动物，弗洛伊德利用了这个理论，认为作为一种高级动物，人类在本质上是性欲的。虽然弗洛伊德的许多理论和做法都已经过时并且不相干了，但这种认为人类根本上是性欲存在的主张已经在大众思想中扎根。
第三，也是最后一步，通过马克思和其他20世纪政治进步思想家的惊人影响，性欲化的心理变得政治化（politicized）了。如果自我天然来说就是性欲的，那么任何对某些权利和自由的否认或阻碍都只是霸权主义压迫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打倒主张犹太-基督教性道德观的传统暴君，让新解放的性自我上台，它们天然就应该有权享受性欲，而不受蔑视或反对。
性革命并没有引发性革命。相反，性革命的崛起和得胜要归功于心理学化、性欲化和政治化的自我的崛起与得胜。如果教会不在这个层面上应对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可能会被欺骗，仅仅是治标而不治本。
那么，什么办法能治本呢？
楚曼承认他并没有很多高度阐明的答案。他的“不科学的总结性结语”承认，这里还有更多工作要做，尽管他确实试图预测社会和教会当中未来可能的光景（第 383–407 页）。
虽然解决方案似乎可以来自多个方面——家庭、艺术、学术、政治领域——但有一个方面是不容忽视的：地方教会。这正是九标志决定专门出一期期刊来讲论这个话题的原因。无论想出什么其他解决方案，我们都必须投入时间和心思，借助这个有复活的基督同在并赐下权柄的唯一团体（太 28:18–20），唯一一个“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的实体（太 16:18）。具体来说，健康的教会在继续借助带有权柄的道并活出真正的基督徒共同体生活时，似乎就可以遏制表现型个人主义的潮流。
健康的教会借助带有权柄的圣道，可以消除表现型个人主义的错误。为了保护我们的孩子和教会成员免受表现型个人主义的感染，我们必须稳步分发圣经真理的抗病毒药物。换言之，我们的教导必须以解经讲道、圣经神学和福音为标志。
例如，解经讲道利用带有权柄的道来反对许多错误的意识形态。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真理是人的感觉或是看起来很吸引人的东西，而解经讲道则是来自客观、超自然源头，即神本身的实际论证。当一个人讲道的重点和样式与神圣经文的重点和样式相符时，会众会被提醒，认识到真理是客观和有权柄的。此外，他们还得到提醒：这样的真理是存在于我们以外的。
健康的教会也会大量地传播圣经神学，不仅是在讲道中，也在其他的课程中。首先，让我们把圣经神学看作是圣经的故事线，然后将其简单地视为合乎圣经的神学（即，纯正教义、系统神学）来进行考察。
当教会成员经常接受圣经中的救赎历史故事线时，痴迷于表现型个人的流行社会想象就会越来越失去影响力。圣经的确是一个故事，其中心不是自我，而是至高的主宰三一神。这故事不仅揭示了神是谁，还提示了他所做的事。首先，他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有性别、有肉体的人，以反映他在整个宇宙中至高的良善。当然，罪破坏了神的理想。然而，神为有罪的反叛者精心策划了一个拯救计划，从而使他们恢复与自己永远的团契，无论是在当下这个堕落的世界中，还是在将来的那个新天新地中。事实上，虽然故事的主人公是这位救主，但故事中的每一个行动都影响我们对自我的理解。
这拯救计划就是福音。
在开始的一幕中，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并通过他们的生养、耕作，以及保护被造世界免受任何反对神的事物或人的侵害，来反映他至高的良善。
可悲的是，在下一幕中，人听信了蛇关于增强自我的承诺，不顺服神。虽然自我因罪而受咒诅，但神却用一个又一个应许向他的子民保证，他将会摧毁他们的仇敌，并恢复他们所失去的祝福。
在第三幕中，神成就了他的应许，这是通过差遣他的儿子成为一个有性别、有肉体的人，作为世界的新代表。虽然第一个人亚当失败了，但基督却成功了——他完全遵行了神的律法，死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完全公义的愤怒，并带着身体复活，宣告他战胜了死亡、地狱和罪恶的权势。
在第四幕中，新人类现在享有属灵的生命，以及未来有永恒肉体生命的应许，因他们信靠基督的位格和工作而得拯救。一旦信了基督，他们就会受洗并受邀领受主餐，从而被确认为神有形子民的一部分。
最后，在第五幕中，那位复活并仍然是人的、有性别的、有肉体的神的儿子再来，与作为他身体的子民一起统治新天新地，直到永远。这样的叙事不仅比卢梭或弗洛伊德提供的任何学说都更有说服力，而且还具有绝对真实的优势。
在每一幕中，神都对他的物质被造物行使他主权的恩典。当我们教导这个叙事时，我们就消解了其他人所宣传的那种软弱无力且根本上是虚无主义的自我观念。
健康的教会应当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 3:15）。这个短语的意思是对命题式启示的保护和传播。换言之，地方教会担负着维护纯正教义的独特责任。我们必须“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犹 3），这意味着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有必要特别关注与人论相关的教义。现在，教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为具身存在的真实和美好以及相关的真理而争战，例如神的形象、互补主义、性别、婚姻和性伦理等真理。楚曼正确地指出，新教徒尤其需要做一些弥补性工作：“新教强调借着信心抓住所传讲的话语，这也许特别容易低估身体的重要性。……恢复圣经对具身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与此密切相关的事实是，教会必须保持对合乎圣经的性道德的忠诚，无论要为此付出多大的社会代价。”（第 406–407 页）
尽管我们可能对各个神学院、宗派、教会辅助机构和网站心存感激，但地方教会仍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即使福音“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但对我们得救的人来说，它仍是“神的大能”（林前 1:18）。
与此同时，健康的教会不仅仅是福音真理的宣扬者和捍卫者。健康的教会还通过他们的福音共同体来抵御现代自我的潮流。楚曼展示了教会职责的两面性本质，“如果教会要避免美学的绝对化，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在教义上正确委身于基督教信仰，那么，其次，她也必须是一个共同体。”（第 404 页）这是真的，因为自我不仅仅是从阅读和学习中理解的，也是通过与周围人的互动来理解的（关于这一点，更多内容请参阅第 56-59 页）。
例如，想一想受洗入会的行为。这是一种非常被动的行为。人不会为自己施洗，或单方面“决定”加入一间当地教会；相反，他们必须接受教会给他们洗礼，并获得教会的接纳进入该教会的团契关系。在健康的教会中，一个人不能只是“自认为”是基督徒；基督把这个认定的工作交给了他的教会。事实上，如果没有会众经常的认可，一个人甚至不能选择继续被认定为基督徒；地方教会承担着将那些坚持不悔改罪的人逐出教会的权柄和责任，这就是意义之所在（太18；林前5）。教会成员制及其对应的教会纪律，在谁属于基督和谁不属于基督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而这恰恰打击中了现代人的自我观念的核心。
但健康教会所享有的福音共同体远不止是由其正式架构所产生的结果。健康的地方教会使人作主的门徒，不仅是通过“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也是通过“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太 28:19–20）。再次强调，我们应该肯定福音内容的传播，但这些内容的目标是行为。就像洗礼意味着必然借助他人一样，教导也意味着必然带来顺服。
换言之，基督教不是一个自我完善的项目。健康的教会不仅通过洗礼（起初）和主餐（持续）的记号来使人作门徒，也通过对道的榜样性、指导性和人际性应用来使这些门徒成熟。我们不仅通过教导，也通过效法榜样来成长（林前 4:16;11:1）。因此，健康的教会劝勉他们的成员在圣洁中成长，并帮助其他人也这样做。所有这些都直接对抗了现代的自我观念。教会成员不是在表现自己，而是被其他人劝勉，要向自己死，并转而效法耶稣。
从很多方面来说，21 世纪西方的事工确实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一些不健康的教会已经完全屈服于现代自我的崛起与得胜。另一些则有效地抵御了它的影响力。
让我们用以下的假设性例子来结束。
教会越不健康，其影响力就越小。以感觉需求为中心的流行讲道很可能只会进一步助长不合乎圣经的自我观念。至少三十年来，福音派教会一直试图围绕实用性布道和个人亲和力（如音乐、爱好，或生命阶段）来创建“共同体”。这样的教会没有很好地装备会众去认识和面对现代的自我观。在某些情况下，吸引型教会不仅没能抵制表现型个人主义的火焰，反而为它们添柴加火。
另一方面，想象一个宣讲和捍卫神的道的教会。想象一下，聚在一起的众圣徒定期接受福音、解经讲道、纯正教义和圣经神学的塑造。并想象一下，这些信徒作为一个基督徒共同体一起正式立约，向失丧的人传扬福音，共同分享主餐，直等到他来，彼此激励过敬虔生活，并彼此保护免受错谬和罪恶的侵害。在这样一个教会中，自我衰微，而救主显大。是的，罪仍然在阻挠我们，并且持续存在——直到主再来。但在那之前，这样的教会将对这个黑暗和败坏的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译校：无声宏扬。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Why Pastors Need to Understand an Abstract Topic Like “Expressive Individu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