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盖文（Donald A. McGavran），《教会生长的原理》（Understanding Church Growth），Grand Rapids:Wm. B. Eerdmans 出版社，1990 年。332 页。中译本由橄榄华宣出版。
在中东晨跑时，我常看见当地人沿着海岸抛竿垂钓，耐心等候鱼儿上钩。有些渔夫似乎比别人更容易满载而归。我常想象这些早起的能手，带着鱼回到家中时，家人一定欢欣迎接。
然而，有一天我与一位当地人同跑时，我的看法改变了。他告诉我，海洋研究人员曾警告居民不要食用海湾里的鱼类——因为水中含有大量金属物质，食用这些鱼对人身体有害。渔夫们虽然能把鱼带回家养家糊口，但他们真的该这样做吗？
类似的问题同样适用于马盖文的著作《教会生长的原理》一书。这本书详细阐述了教会增长的运作机制，这的确可能带来增长。但问题是：今天的牧师和宣教士是否应该照搬这种方法？马盖文的方法论真的安全吗？
马盖文痛心指出，二十世纪中后期的教会偏离了核心使命，陷入“普遍迷雾”中（55 页）。他写道：“宣教的首要且不可替代的目标是教会增长。社会服务固然蒙神悦纳，但绝不能取代寻找失丧灵魂的使命”（22 页）。他热切呼吁教会重新聚焦在增长上：
大型布道运动刻不容缓，这是福音前进的途径之一。但正如本书清楚展示的，布道运动必须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能建立众多新的教会，使许多新信徒成为基督身体里忠心可靠的肢体。”（xvii–xviii）
今天我们很容易对马盖文的忧虑感同身受。在许多教会中社会关怀仍然挤占了福音事工的位置。对此，我完全认同马盖文的提醒：我们必须殷勤去寻找失丧的人，向他们传讲福音。然而，我不同意他所提出的具体做法。
在说明理由之前，我们需要先明白，这本书至今仍具深远影响。
马盖文的思想，尤其是他强调社会科学对教会增长的价值，在 20 世纪 70 年代广受认可。拉尔夫·温特（Ralph Winter）的著作也在同一时期问世，他将宣教目标重新聚焦于“未得之民”。
温特的民族志（ethnographic，是一种写作文本，它运用田野调查来提供对人类社会的描述研究。——译注）视角帮助重新定义了宣教对象，而马盖文的社会学方法则提供了触达这些族群的工具。过去难以想象的规模，如今似乎近在眼前。马盖文主张的一项策略，是不要在新信徒归信后立即将他们“拔离”原有的社会关系，而是把他们视为“桥梁”，藉此影响他们的整个社群。他指出，外国宣教士往往因为“人们更愿意在不跨越种族、语言或阶级壁垒的情况下成为基督徒”，反而筑起了不必要的社会障碍。
这一理念后来被称为“同质单位原则”（homogeneous unit principle），旨在纠正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殖民色彩浓厚的宣教模式（163 页）。马盖文详细记载了“群体归信”（people movements）的现象——在本土文化内部，大批人同时归信基督。于是，宣教学界开始畅想新的增长可能性。温特帮助聚焦宣教目标，马盖文则点燃了对大丰收的期待。《理解教会增长》一书也因此吸引了广泛读者，自1970 年起的二十年间三度再版。
直到今天，马盖文的方法仍深深影响着许多宣教策略家，尽管很多人未必熟悉他的名字。在本土化方法的极端实践中，所谓的“局内人运动”（insider movements）鼓励新信徒继续保留在原有宗教社群中，以期发挥更大影响。这种思路可以追溯到马盖文的“上帝之桥”（bridges of God）理论和“家庭网络”增长模式，其中寻找“平安之子”是关键。支持这种做法的根据常见于《马太福音》第 10 章等经文，但其背后依然延续了马盖文的“同质单位原则”。
即便在非宣教语境中，马盖文的影响依然显而易见。西方的“吸引式事工”往往围绕年龄、阶段、兴趣等自然的亲和力来发展小组。其逻辑与马盖文的方法一脉相承：只要减少社会学层面的阻力，教会、运动或小组自然会增长。毕竟，物以类聚，这理应成为增长的有效途径。
回到捕鱼的比喻，现代的事工蓝海中几乎处处弥漫着马盖文的影响。我们在不知不觉间，把他的社会学理论视为教会增长的关键。
但问题是：在这样的水域捕鱼真的安全吗？只要教会增长，就不会出错吗？
在这片水域里，有两种“外来元素”使这种增长弊大于利：
对马盖文来说，圣经的权威已经被结果取代，而他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他写道：“教会增长源于合乎圣经的神学与忠心。它大量借鉴社会科学，因其始终发生在社会之中。它不断追寻上帝赐下增长的实例，然后追问：究竟哪些因素蒙祂祝福，从而带来如此的增长？”（xiv页）
请注意马盖文如何把“忠心”与“结果”紧紧捆绑：忠心因带来增长而被肯定。毕竟，神不喜悦“徒具形式的追求”，即看不见果效的努力（6 页）。换言之，凡能带来增长的因素，就是蒙神认可的“正确因素”（132 页）。这种逻辑在当代教会增长论者那里常被包装为一句俗语：“疯狂就是重复做同样的事却期待不同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书中充斥着案例研究——以可见的果效来论证“目的正当化手段”。他甚至说：“教会增长就是忠心”（6 页）。这正是典型的实用主义。
请别误会：我们都渴望果效。但这里张力在于方法，例如所谓的“真实因素”——既可能确保收成，也可能腐蚀收成。这正是其中的危险所在。
公平地说，马盖文在书中偶尔也会提醒读者不要过分依赖方法。但从整体来看，他的书仍在高举方法论。他说：“缓慢的进展本身既非圣经教导，也非属灵表现。有时必须忍受，但没有理由将其奉为圭臬”（121 页）。然而，讽刺的是，他整本书却在高举那些能迅速产生果效的方法。他劝人不要神化方法，但他却用“神的印证”作为方法合理性的证明。
马盖文对《使徒行传》的解读中，“神化”那些立竿见影的方法的倾向十分明显。《使徒行传》叙述了早期教会在犹太人中扩展的过程，但可悲的是，随着外邦教会的兴盛，犹太人的抵制却日益加剧。马盖文把责任归咎于哪里？真正阻碍增长的因素又是什么？
然而，当大批外邦人成为基督徒后，对犹太人而言，作基督徒往往意味着离开犹太民族，融入一个由多元群体组成的社会。接纳外邦人反而形成了种族壁垒。合理的推测是：当作为基督徒意味着要加入充满外邦人的家庭教会，并参与“爱筵”（甚至偶尔会有猪肉上桌）时，潜在的犹太信徒因种族和文化隔阂过大而痛心离去。从那以后，犹太人普遍拒绝福音（169–170 页）。
换句话说，耶路撒冷会议错失了“社会学的机遇”。他们的认知盲区导致错过了犹太人信主的“潜在收割”，并为近两千年的抗拒埋下了祸根。马盖文哀叹这是一场收割的悲剧，而不是颂扬一间多元教会中神恩典的胜利。
如果社会学的壁垒真是犹太人抗拒的主要原因，那么《使徒行传》前几章中犹太人归信的真正因素是什么呢？在马盖文看来，彼得似乎正好应用了这种“社会学秘诀”：
教会赢得了那些可赢之人——趁他们还可以被赢得之时。倘若五旬节那天彼得为了赢得外邦人，就要求所有潜在的归信者在饮食、婚姻、敬拜和传道上都实行包容，而使徒们也立刻像对待犹太人一样，把同等的精力放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地的外邦人身上，那么最终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将屈指可数。（29 页）
你看出这个逻辑了吗？五旬节就这样被解读成古代社会学的兴起与胜利。在马盖文的视角里，“同质性”带来了犹太人的丰收，而“异质性”（heterogeneity）则阻碍了《使徒行传》15 章耶路撒冷会议后的收割。圣灵所成就、原本超越人力的神迹，竟然被社会学的规律所取代。
这正是水源受到污染之处。马盖文的释经始终被他对“成果”和“同质性”的先入立场所支配。这让我担忧：他并不是顺服圣经本身的教导，而是利用圣经来强化一种实用主义、受社会学驱动的教会增长模式。
然而，圣经早已指出：当福音的种子落在刚硬的心田时，即便是忠心的传道人，也会遇见没有果效的听众。这才是保罗对犹太人抵挡福音的解释。他对听众说：
圣灵藉先知以赛亚对你们的祖先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
“你去告诉这百姓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
耳朵发沉，
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徒 28:25-27）
我们对神的心才是症结所在，而“同质性”并不是脱离罪恶的救主。
无论是保罗，还是耶稣在“撒种的比喻”中，都没有把没有果效归咎于缺乏信心（可 4:1–20）；他们也从未把丰硕的果效归功于同质性（太 16:17；林后 4:6）。
同质群体中也许会有增长，但如果这种增长必须依赖同质性，那么自然的手段就取代了超自然的作为。一个因同质性而被接受的“福音”，不会使人真正拥抱多样性。马盖文虽期待教会最终成熟为多元且合一，却未察觉：那本应打破社会隔阂的福音，已被人挟持。最终，这些毒素会摧毁我们真正渴望的成长。
这并不是哀叹福音在大学生、年轻夫妇或偏远岛屿未得之民等同质群体中的果效。我的忧虑在于马盖文的预设：所有增长都等同于忠心，而同质性是开启增长的关键。对他而言，“不阻碍圣灵、不限制教会增长的正确方法”就具有权威性（142 页）。方法已经取代了神迹。正因如此，他最终误解了真正的教会增长，把可见的果效与圣经所说的忠心混为一谈。
这也不是说马盖文的观察对读者全无益处。但读者必须谨慎，就像中东的渔夫一样：外来元素已经渗入港湾，这片水域终究是不安全的。
译：DeepL/STH；校：JFX。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Is All Church Growth Good Fru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