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教皇利奥三世（Pope Leo III）在公元 800 年圣诞节为法兰克国王查理曼（Charlemagne）加冕时，他在古老的加冕仪式中引入了一个新仪式。但一个问题随之而来：教皇为查理曼加冕，究竟是在授予他神权，从而使他的统治合法化；还是仅仅在仪式上承认查理曼是上帝所立的君王。
换句话说，查理曼的权威来自哪里？是上帝还是教皇？这个问题的影响巨大，并在此后的四百年间成为西方国家和教会冲突的根源。[1]
与此相似的问题也出现在会众确认长老时所发挥的作用上。在会众通过投票确认长老时，会众是在授予他权柄，还是仅仅在确认他是上帝赐予这群会众的恩赐？
在本文中，我想澄清的是，不应该把确认长老的机制（会众投票）理解为长老权柄的来源。
虽然长老通过会众投票获得认可，但他们教导和监督的权柄并非来自于会众，而是来自于上帝。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4:11 中写道，牧师是基督赐给教会的“恩赐”。或者，如保罗在《使徒行传 》20:28 中告诉以弗所的长老们：“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因此，教会通过会众投票承认这些长老是基督的恩赐，以此来顺服基督。
这与民主政府论中的“被统治者同意”（consent-theory）不同，根据古典自由主义，权力是人民授予政府的，并且只有在人民同意的情况下（权力）才持续。[2] 根据这种模式，“政府......获得（derive）的正当权力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美国宪法）
这里的关键词是“获得”。权力是因为人民的同意而获得的。如果应用于教会，这种模式就意味着长老的权柄来自于会众。它看起来就像下面这样，上帝把教会的权柄授予会众（教会），而会众（教会）又借着投票将权柄授予了长老。
图 1：“同意理论”模式下的会众权柄。
虽然有时这种观点会与会众制混为一谈，但圣经教导长老的权柄直接来自上帝。[3] 事实上，长老和会众的权柄都直接来自上帝：长老教导和监督会众；会众确认、顺服长老，并在必要时免去长老的职务。见图 2：
图 2：长老和会众获得的权柄
通过区分人与职份，可以对此进一步作出区分。长老的权柄并不来自于他个人，而来自于他的职份。在这里，政治上的相似之处会带来帮助。拜登（Joseph R. Biden）总统的权柄来自于他所担任的职位，而不来自于他个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选举并不是要赋予“总统”这一权力；选举是任命某人担任总统这个职务。同样，会众的投票并不赋予长老这一职份以权柄；它只是将该职份授予某个特定的人。
正如约拿单·李曼（Jonathan Leeman）所写的：“顺服一个人就是顺服这个人。但顺服一个职位，就是顺服设立这职位的那一位。这意味着顺服长老就是顺服神，因为是神任命了他为长老。任何把孩子交给保姆照看的父母，在回家后听到保姆告诉他们孩子有不良行为时，都会非常理解这其中的关联。第二天早上，父母会对孩子说：‘你不顺服我留下管事的人，就是不顺服我。’”[4]
通过这个职份，长老们获得了他们在被确认为长老之前所没有的权柄，如果他们不再担任长老，他们就不再拥有这种权柄。因此，应该将“投票”理解为确认某人是基督的恩赐让他来牧养教会。
更详细的图表可能如下（见图表 3）：
图 3：长老带领的会众制
上帝授权会众确认和顺服长老，而长老则接受（神的）授权教导和监督会众。如有必要，会众可以撤换长老。长老和会众都直接从神那里获得这些权柄。
公理会神学家戴尔（R. W. Dale）很好地总结了这些：
新约圣经也没有给我们这样的观念：主教、长老、牧师的权柄来自教会；或者他们的职份是由教会设立的。教会决定由什么人来担任这些职份，但这些职份是由基督设立的；教会决定由谁来行使权柄，但这些权柄来自基督。[5]
他继续说道：
在选举担任这些职份的人时，教会不是为自己行事，而是为基督行事。教会任命祂所拣选的人，任命他们行使祂所赋予的权柄。[6]
如果长老的权柄来自上帝，那么当会众“任命”长老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任命是会众承认或确认未来的长老具备圣经中《提摩太前书》3:1-7 和《提多书》1:1 所描述的资格。就是承认：“这个人符合圣经中的资质要求，显然是基督赐给我们教会的恩赐。”（弗 4:11）。同样，如果会众认为被提名的长老不符合圣经规定的资质要求，他们应该投反对票。
总之，一个人要拥有长老的权柄，必须有两个前提。教会必须承认或确认他的资质，他的权柄来自神的授权。
在这所有一切中，无论是会众还是长老都没有主权或自主权——两者都通过行使基督授予各自的权柄来顺服基督。当每个部分都正常运作时，整个身体就会成长，从而在爱中建造自己。
更多信息，请参阅：
*****
[1] Brian Tierney, The Crisis of Church & State, 1050-1300: With Selected Documents (Prentice-Hall, 1964), 17-18.
[2] 例如，霍布斯写道：“因为很明显……所有统治者的权利，最初都来自每个被统治者的同意。”（《利维坦》，3.42）
[3] 弗朗西斯·麦克莱恩（Francis McLean）似乎阐述了一种“同意理论”模式，他在 1885 年担任都城会幕教会书记时的年度信函中写道：“众所周知，我们国家政府的基本原则是，其法律的效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多数人构成主权。任何其他基本形式都会带来革命。我们的情况就是革命性的。”（Clerk’s Annual Report, January 1, 1885, MS-1582, Box 6, Folder 05. Reports 1874-1913. CHBC Archives, Washington D.C. ）与此同时，都城会幕教会的下一任牧师威廉·杨（William H. Young）声称，作为唯一公认的长老，他以牧师的身份对会众拥有“不容置疑”的权柄，他在 1885 年接受牧师职份时写信给会众说：“作为牧师，我有一个独特的地位，与教会的其他成员不同。你们的投票让我毫无例外地成为教会整个宗教工作的唯一和最高负责人。这赋予了我不容置疑的权柄，因为它是你们深思熟虑、自主自由的选举所赋予我的。作为牧师，我的指示和决定不再是我自己的，而是你们的，因为我代表的是教会，而不是我自己。在教会管理的所有事务中，我是唯一的执行者，我的决定虽然可以接受建议，但必须迅速而真诚地得到执行，否则就必须请我放弃我的职份，而当这些事实出现时，我会迅速放弃我的职份。”（Letter of William H. Young to Metropolitan Baptist Church, December 16, 1885, MS-1090, Box 5, Folder 04. William H. Young. CHBC Archives, Washington D.C.）
[4] Jonathan Leeman, Don’t Fire Your Church Members. (B&H Publishing, 2016).
[5] R. W. Dale, A Manual of Congregational Principles (Congregational Union of England and Wales, 1892), 99.
[6] Dale, 100.
译：DeepL；校：Jenny。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Do Elders Receive Their Authority by Congregational Vo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