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与链接：His Arm Is Strong to Save: A Trajectory of Conversion in America

翻译：梁曙东

房间微暗，挤满了人。听众群情汹涌，他们坐着，被孤身站在他们面前的那人深深吸引。他正对着听众滔滔不绝说话，吸引着他们的情感，把他们指向一个勇敢的新世界。他们用呐喊大叫回应他。最后这位先知来到演讲的高潮之处：需要是迫切的，前进的道路是清楚的，让我们向前进！

回应是雷霆轰动。复兴已经来到。

当然，这复兴与属灵的事无关。这是每年一度在加州旧金山市莫斯康会展中心举行的MacWorld大会。所应许的勇敢新世界是iPod，iPad或iMac 的新世界，这位奋兴家就是现已过世，彻头彻尾持怀疑论的乔布斯。他并不向人传讲得救的事，而是传讲自我放纵。众人当然也对信仰几乎没有任何兴趣。

让人惊奇的是讲者和众人的动作和情感。复兴之火炙热，几乎就像他们在另一个时候，在另一件事上学会了这种说话行事方式，那件事确实应许要带来一个勇敢新世界。有没有可能美国人其实就是在从前学会了以这种方式行事，在那时基督教信仰，至少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版本，点燃挑旺了这火焰？有没有可能这复兴媒体带来的刺激和舞台效果最终抢了信息的风头，以至于现在我们只是享受这戏剧性效果，却已不在乎我们在讲论什么内容？

本文并不是要讨论美国是否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而是要纵览过去三个世纪的美国福音派历史，提出这问题：不同年代的基督徒如何理解归信？更具体来说，如何理解归信的方法？当时美国本身就像经历某种政治上的“新生”——重新发明创造的精神总是这国家精神的一部分。从第一批清教徒踏足马萨诸塞州土地那一刻开始，归信和它的牵涉影响就已经占据了美国人的思维，让美国人的灵魂跃动不安。

我认为这样的纵览可以带领我们去到一些令人惊奇的地方，导致一种混合的结果，既是充满鼓励人的前景，也让人得出觉得为难的结论。

大觉醒的两位传道人

1740年，当时美国首要的牧师-神学家约拿单·爱德华滋对“真归信”有以下阐述：

虽然基督是眼不能见的对象，这世界却没有一种爱，能比对基督的爱更对人产生如此大和可见的影响，这就证明这是神在人心中的作为，把这爱倾注在他们里面。因此，理性的声音，圣经和经历，以及最好的人的见证确实都认同这一点，就是必然存在着归信这样的事。

他接着评论人的本性：“鉴于人在本性上是不圣洁，人要以神为乐，就必须要有一种本性的改变。” (Kimnach, Minkema, and Sweeney, eds., The Sermons of Jonathan Edwards: A Reader, 89) 这番话出自一篇默默无闻的讲道，讲道的经文是约3:10-11，标题是《归信的实在》，这让人可以看到爱德华滋作为传道人的负担，就是帮助他的听众与复活的基督在祂拯救的怜悯中相遇。普遍而言，爱德华滋讲台上的工作延续了传统加尔文主义要人去到十字架那里的呼召。论证说拯救完全出于恩典，而不是行为，那位已经创造人类，以此表明祂荣耀的神，也在他们之上作公义的审判主。

当复兴或灵命觉醒在爱德华滋带领之下，于1730年代中期在新英格兰爆发，这并不是出于一种锦上添花的许诺，承诺现在要使人达到最好的自我，而是出于他那令人惧怕的描述，描绘体现出来的永生神的公义。请看他根据路16:24所作的《地狱的折磨极大》这篇讲道的这部分：

神警告要施加在罪人身上的刑罚，就是神的忿怒。神经常说祂要把祂的忿怒倾注在恶人身上。恶人积聚神的忿怒，他们是惹动神忿怒的器皿，他们必要喝神忿怒的杯，这杯倾倒出来，毫无混杂。启14:10，“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斟在神忿怒的杯中纯一不杂。”这就是说，当中没有混杂着怜悯，不会有任何一种舒缓或中和。神有时在这世界上对罪人施行审判，但这审判是混杂着极大的怜悯和节制，但那时将有完全和纯一不杂的忿怒。(Yale Works of Jonathan Edwards, vol. 14, 304)

在我们今天，讲台上这样的话至少会让人极度不安，让胆小的听众逃之夭夭。在爱德华滋的日子，这样的讲道 ——连同一些论到天堂荣耀和主慈爱的讲道——驱使听众归信。

乔治·怀特菲尔德的讲道也是如此，这位英国“召人觉醒的传道人” 在十八世纪到访美洲殖民地十几次。怀特菲尔德在论述耶23:6，题为《耶和华我们的义》的讲道中，如雷贯耳表明人需要神赐下的功德：

但如果基督不是你们的义，情况就必然如此。因神的公义必须得到满足，除非现在基督的义归算和施行在你们身上，否则之后你们就必须要在地狱的折磨中永远满足神的公义；而且基督要亲自定你们的罪，把你们送到那折磨的地方。想到这一点是何等让人心痛！我看到糟糕、颤抖，没有基督的恶人，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大声呼求，主，如果我们必须下地狱，求祢让某位天使、或某位天使长宣告这判刑下地狱的判决：但这一切均是枉然。基督亲自要宣告这不可撤销的判决。因此知道了主的可畏，就让我劝说你们紧紧抓住基督，绝不安歇，直到你们能够说“耶和华我们的义”。谁知道主不会怜悯你们，不，是大大赦免你们的罪呢？祈求神赐给你们信心；如果主赐给你们信心，你们就要凭这信心接受基督，还有祂的义，祂的一切。(From The Works of the Reverend George Whitefield, London, 1771-1772, 网上版本在此)

怀特菲尔德和爱德华滋一样，要求听众恳求怜悯的主赦免他们的罪。他同时解释了神公义的品格，详细说明基督如何成就拯救的使命，恳求听众紧紧抓住基督。讲道的材料总是以神为中心。怀特菲尔德清楚表明归信是因神的美意而发生，但听众仍然有责任回应。成千上万的人听到这篇信息的不同版本，成千上万的人用真信心回应，这时期被称为是第一次大觉醒。

谁会知道神学可以是新的呢？已被遗忘的19世纪

但是约拿单·爱德华滋的神学遗产很是复杂。人会以为像爱德华滋这位广泛受人尊敬的人物会孵化出如一国之多带来复兴的加尔文主义者。情况部分正确。大多数直接在他之后的人，包括他训练的人，他广阔的“亲族网络”，像他那样讲道，正如有话这样说，“要得灵魂”。但这些跟从爱德华滋的人也修正了他们领袖的加尔文主义，生出一种思想流派，后来人称之为新神学。

新神学的领军人物，如特怀德（Timothy Dwight）和泰勒（Nathaniel William Taylor），发展了爱德华滋的沉思，或他神学思想的种子，使之成为主要的教义。在赎罪这问题上，新神学发展出一种称为“道德管治”的理论。他们认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作为彰显出神对罪的不悦，这作为甚至纠正了宇宙的道德次序，让父有可能无需惩罚恶人就赦免罪。这并不是说新神学拒绝了基督代替的受刑。鲍登学院首任校长麦金（Joseph McKeen）认为代替和管治理论同样解释了赎罪（请见Robert Gregory有价值的著作Sober Consent of the Heart）。按照麦金的说法，基督祂自己为了祂百姓的罪付出了代价，与此同时满足神的“道德管治”。麦金像许多与他一同倡导新神学的人一样，使用这些范畴传讲新生，结果就是看到许多人有了真信心。

相信新神学的人是复杂的一群人。这场运动分裂成了像“品尝派”和“践行派”这样的群体，运动中的一些人持守一种修正的加尔文主义，其他人则将这观念作了进一步发展。

这样的一个人物就是芬尼（Charles Finney），他在1820年代发起了一场主要的奋兴，传遍了整个西北地区，最终留下了的，是人称之为的“焦土地区”。让位数不少芬尼系统神学著作的读者感到惊奇的是，他使用爱德华滋教义的说法和范畴。

爱德华滋在概念上把人类到基督这里来的“身体能力”与人类的“道德无能”联系在一起，说人就像囚犯，即使牢门大开，依然顽固拒绝离开牢房。芬尼和其他人接过这种神学上的区分，把它向新的方向发展，说人既不存在身体方面、也不存在道德方面的无能。原罪并不拦阻人悔改和相信基督。芬尼认为若这样说就是“没有意义”（Lectures on Systematic Theology, 1847 edition, 26）。他强调这一点：

真是荒唐!爱德华滋是我尊敬的，他的重大错误是我痛惜的。我是这样评论（他的）《论自由意志》，尽管它有极多找不到根据的假设，没有实际分别的区分，形而上学的微妙之处，几十年来却被大批所谓的加尔文主义神学家接受作为教科书。它已经让人头脑糊涂，让人的内心和神的教会采取的行动极其尴尬。时候到了，紧迫的时候到了，我们应该揭露它的错误，将它如此推翻，以至于人要把这样的措辞搁置一旁，不再接受这些说法代表的观念。(Lectures on Systematic Theology, 26)

芬尼公然承认在罪人“内在的生命”中，他/她“知道自己有意志的能力，有直接控制外在生命的能力，直接或间接行使意志，控制他们理性和感性的状态” (Lectures on Systematic Theology, 35)。有了这样的说法，分裂就不能再弥合。爱德华滋的复兴工作是加尔文主义性质的 ——它通过无条件传讲福音，依靠神的灵重生罪人。芬尼的复兴工作是阿民念主义的工作——并不依靠这样的属灵干预。这意味着被爱德华滋的错误堵塞的归信，现在能得到释放。芬尼甚至看自己是一位传福音的英雄，打开了这大闸：“在神的护理之下，这工作落在我身上，让我攻击和揭露教会里存在的许多错谬和虚假观念，是这些让教会的努力瘫痪，让传讲福音变得没有功效。” (Memoirs, 536-37)

因此按芬尼的方案，归信就是要发现正确激发意志的因素。他这样说，归信“完全是正确使用人的构成途径而带来的哲学结果(Lectures on Revivals of Religio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William G. McLoughl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13.)。他就相应设立了“忧虑座”和其他方法，对罪人施加极大的心理和情感压力。这与爱德华滋他自己的讲道形成强烈对比，爱德华滋是对人的良心施加神学或圣经的压力。对芬尼来说，归信并不要求神迹，用了恰当的技巧，归信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芬尼对与他同为基督教传道人的人发挥了极大影响。按照巴尔默（Randall Balmer）和伟纳（Lauren Winner）的观点，大量“其他的抗罗宗人士看见芬尼可以在一晚的讲道中赢取何等多归信的信众，就开始采纳他的做法” (Protestantism in America, 59)。这种能干的精神完全迎合一个正在改变的美国。革命的精神持续蔓延，借用运动鞋生产商阿迪达斯的口号，美国人心里仍然相信“不可能根本不算什么”。

人所说的1820年德汉姆决议（Dedham Decision）证明是一场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运动的转折点，基督教教会最终与政府分离。这决议的牵涉影响表露无遗之后，地方教会就不再享有每一个拥有土地公民的税务支持。现在每一座讲台都要为了跟从者展开互相竞争。牧师需要吸引众人，好使他们能继续讲道，更不用说继续有饭吃了。这带来美国生活一场真正令人震惊的改变，完全切合这国家的政治气候。正如哈奇（Nathan Hatch）在他极重要的著作《美国基督教的民主化》中表明的那样，它的结果导致了一场灵性方面自由竞赛。创新和百无禁忌的福音传讲成了流行的事，认真的培训和神学精确性变得过时。正如哈奇所说，宗教“新贵”急切要处理这新时代的挑战，改变美国事奉和讲道的性质。

这些人充满激情，要在每一个小村庄和十字路口搜出归信的人，努力把归信的人集结在本地和地区的群体当中。他们继续重塑讲道，把它变成一种流行的媒介，甚至邀请最没有学问和毫无经验的人回应呼召去讲道。这些新手得到托付，在每一处地方，在一周每一天宣讲福音，甚至让他们的身体耐力去到极限。由此而来的发明，就是会话式的讲道，大胆在讲台添加了讲故事，百无禁忌的呼吁，过分的幽默，刺耳的攻击，绘声绘色的应用以及私密的个人经历。（Democratization, 57）

哈奇是这样结束他以偏概全的归纳：“这些强化努力的结果不是别的，正是创造出具有深深宗教性，与此同时又是真正民主性的群众运动。” (57-8)在一代人之间，美国从一个有国家教会的国家（具体形式因地区和州份不同而有异），变成了教会与政府分离是唯一原则的地方。在这样一个公开市场上，像芬尼这样极具天赋的大众传播专家就变得兴旺发达。

芬尼之后：邀请耶稣进入你心

这并不是说，我们在讲加尔文主义已经寿终正寝。正如保罗·古佳尔（Paul Gutjahr）在他的贺智（Charles Hodge）传记中所写那样，在我们今天“许多保守的圈子”“依然感受”，“依然欣赏”贺智和其他人的改革宗影响(Charles Hodge: Guardian of American Orthodoxy, 385)。

虽然如此，美国抗罗宗运动福音派这一方已经出现了第二种主要力量。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像比彻（Henry Ward Beecher）这样的人物完全放弃了地狱之火这样的说法，开始传讲一种“爱的福音”，获得了全国盛赞，这也让他得到了在布鲁克林一个辉煌的新教区。

像慕迪（D. L. Moody）和比利·桑戴（Billy Sunday）这样的福音传道人把奋兴运动的火炬带到了二十世纪。这两人都有难以置信的愿望，要赢取人归向基督，他们都反感复杂的教义。桑戴说过很出名的话，就是他对神学的认识，就如兔子对乒乓球的认识一样，历史学家马斯登（George Marsden）指出，这打趣的话说得还真“有某些准确之处”。桑戴特别恪守芬尼开创的道路。他在奋兴会上传讲一种自由意志的福音，就像芬尼召开的奋兴会一样有刻意的安排。虽然芬尼在一些圈子内因着他火一般的讲道得到了一种反智主义的名声，实际上他却是一个极其聪慧的人（他的系统神学很专业，论证让人刮目相看）。桑戴并不倾向理智方面（虽然他有一种近乎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他的讲道风格也许比芬尼更感性。布伦恩斯（Roger Bruns）曾经说过，虽然“他信息的内容平凡简单，却在讲台上开始释放出那种激烈和力量，在根本上感动人”（Preacher: Billy Sunday and Big-Time American Evangelism, 78）。桑戴用他曾是运动员的背景来证明他的信息，对于今天许多人而言，这并不是他们的做法。“他鼓起手臂肌肉，说每一个短语时都做出姿势，他的音调随着感性的时刻高低起伏。他看来充满着运动能力，在这些光照下，这人有一种存在感，用吸引人的火牢牢抓住听众。”（同上，78页）

在桑戴之下，传福音几乎成为了一门表演艺术。一位传道人可以演出一场戏，传讲一种很简单的福音，成千上万的人会沿着铺着木屑的“归依福音之路”走上前来归信基督教信仰。在传福音的历史上，桑戴用的方法是无与伦比的。在许多人看来，他传福音的对象如此众多，超过历史上任何其他一位奋兴家，这记录一直保持到葛培理在舞台上骤然出现为止。

葛培理在1949年突然名声大振，这是因为一些名人参加这位福音传道人在洛杉矶的集会，在会上公开归信基督之后，报业大亨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电影《公民凯恩》就是受其启发）要求手下“吹嘘宣传葛培理”。葛培理和他的团队向怀特菲尔德、芬尼和桑戴这样的先辈学习，大肆宣传这些归信的例子。在二十世纪中期教会与政府彻底分离，日趋世俗化的环境当中，公开宣传比以往更起到摇动文化的作用。

学者和评论家热烈、甚至是激烈辩论葛培理的神学和方法。一些人看他是在方法方面导致福音派没落的先锋，其他人看他是不加修饰的纯洁明灯（有许多年他是美国最受人景仰的人）。在本文作者看来，真相常常游走于这两极之间。葛培理这位福音传道人向数以百万计的人介绍耶稣的好消息。另一方面，他做出了一些让人遗憾的选择，在他的传福音大会上让自由派抗罗宗神职人员与他同台，或者插手政治事务（见Nancy Gibbs和Michael Duffy写的 The Preacher and The Presidents一书）。虽然葛培理并不相信只有“正确使用恰当的方法”才能带来归信，把得救最终归于神主动的发起，却使用了许多加尔文主义者并不喜欢的说法，例如邀请人“接受耶稣进入心里”。这样，葛培理在神学上就不是直接传承芬尼或爱德华滋。他的说法反映出对人自由意志的信任，虽然这位福音传道人公开讲到他相信“神的护理”和神的控制，他却的确非常吻合美国奋兴运动的整体发展方向。

葛培理的立场既影响也反映出二十世纪许多美南浸信会人士和美国福音派人士的总体倾向。更阿民念主义、强调自由意志的奋兴主义影响了现代教会对讲道、传福音和教会成员身份的认识。对许多人来说，讲道基本上是传福音性质的，目的是带领罪人做“个人决志”相信耶稣。教会作为一个整体，也让传福音的工作围绕尽可能多让人口头承诺相信耶稣这中心展开。一旦一个人做了信心的祷告，表明自己归信，教会就欢迎他/她成为教会成员，无论这人是否继续参加教会。人会为着归信向神感恩，但把真正的功劳归于有效的传福音方法。人的归信祷告也成为得救确据的根基。

奋兴主义的体系

奋兴主义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体系，以至于影响了那些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接受了它做法的群体。运动员的更衣室、政治传统受其影响，苹果公司的全国会议也是如此。今天许多领袖有意无意立志于采纳奋兴家的方法，因为这些方法看来能许诺让人得到文化方面的统治地位。如果这是人普遍没有意识到的现实，那么它也是在一个世俗和怀疑的年代极具深意的反讽。

本文勾勒的发展轨迹已经塑造了许多美国人认识归信的方式。许多人，包括许多改革宗和保守派的基督徒，对传讲“地狱和硫磺之火”的讲道抨击有加。一些牧师虽然在神学方面拒绝与芬尼站在同一阵线，谈及教会时却基于人数方面，根据一种极度芬尼式的方法，用有多少听众回应讲道人的信息来衡量讲道人。我们在本文几乎没有提到实用主义（请留意在这一方面韦尔斯 (David Wells)的著述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一种市场实用主义已经与奋兴主义、阿民念主义的发展方向融合在一起，驱动美国基督徒和受他们影响的人去相信越大越好，罪人基本的需要是在实际方面，是这地上的需要，归信是归功于一种祷告，而不是神的灵的介入。相应地教会就更少像是神国度的发动机（这更多是福音机构和政治运动发挥的作用），更多变成了储存已做过决志祷告之人（或当中一些人）的仓库。

神的膀臂有大能施行拯救

芬尼和与他类似的人传讲的内容并非样样都很糟糕有害。毕竟保罗也因着福音得到传讲，不管“或是假意，或是真心”（腓1:15, 18）而大大欢喜。使徒的这种态度肯定影响我们如何看待那些出于不同确信传讲福音的人。我们必须衡量讲道，我们可能发现一些自称为是福音派人士的讲道有不足，但无论在哪里，神在基督里施恩的真福音传开了，我们必须像保罗那样大大欢喜。

然而我们也必须更进一步，尽我们所能在我们这日子推动一场以神为中心的传福音运动。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到唯独神能拯救罪人，归信并不是舞台表演和心理学的副产品，而是神的灵的恩赐，神的灵就像风照自己的意思吹，归信父已经拣选的人（约3:8; 17:6）。传道人的任务就是高举基督一切的完全，命令每一个罪人来接受，知道这样做的时候，一位伟大的神，有圣洁的荣光，大有力量充满威严，公义可畏的神喜悦施行拯救。

在一个训练我们以人为中心、以结果导向、讲求实用的环境中，我们面对的挑战，就是要记住我们必须传讲基督。我们传讲的时候，尽力向神祈求让与我们一样的邪恶罪人归信，他们现在是落在地狱的危险中，我们也记住神的膀臂并非无力，也不缩短，而是现在就像以往一样，总是有大能施行拯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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