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和家人开始在罗德岛普罗维登斯植堂的时候，我从没有想过以后写这段经历的时候会谈到我们的失败。相反，我们希望用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在罗德岛以及南新英格兰地区重新播撒福音的种子。这句话始终在我的心里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教会能成为其中的先驱。

在新英格兰植堂，尤其是在罗德岛普罗维登斯，并不是一件我们一时头脑发热做的事。当我在美南神学院读神学的时候，还没有结婚，我就同一个新英格兰宣教机构的牧师讨论。我同伊丽莎白结婚之后，我继续与她讨论，直到我完成学业，有了第一个孩子之后，我还在讨论。2007 年 7 月，我们从路易斯维尔搬到了佛蒙特州，开始了在新英格兰宣教机构两年的实习，当我在实习的教会全职工作之后，我又延长了两年。

植堂的过程

从零开始建立教会是一个艰难缓慢的过程。我们早就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还是很乐观，乐观得有点不切实际，想到我们可能会更快点。

我们以在家里查经开始。在早期，只是在客厅里聚集一群人聚会是轻而易举的事。有时候只是我妻子伊丽莎白和我，或者几个邻居。在两年的家庭查经、婚姻讲座和数不清的传福音（复活节彩蛋活动、当地公园得电影之夜、保龄球之夜、街区派对）之后，我们从只有 6 口之家的家庭聚会发展到 25 个成年人及其孩子参加的聚会。

在 2013 年 9 月，我们开始每月一次的聚会，想在 2014 年 1 月开始正式聚会。这几个月的聚会有激励人的时刻也有让人丧气的时候。伊丽莎白和我一起跟进的一对夫妻信主，但另外两对夫妻离开了我们的核心团队。第一对 12 月，第二对 1 月。虽然我们的人数有增长，但这些损失让人心碎。

决定行动

让我回答我们是怎么知道我们需要放弃植堂，这就像是牧养苦难中的人一样。别人受苦的时候去传讲神的主权显得有些不恰当。与其这样，我们更想通过圣经为中心的讲道来预备这些人去受苦，建立他们福音为中心的世界观，去正确地处理这个被罪充斥的世界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

同理，植堂也是很难的工作，你需要的是系统性的支持。因为当你经历难处的时候，你需要有一批你信得过的弟兄姐妹可以让你敞开心扉。感谢神，从佛蒙特州伯灵顿到罗德岛普罗维登斯，我们有很好的系统性支持。1）我们有一个差遣我们的母会；2）一个持续关心我们四年的导师；3）一群我们信赖的植堂者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可以交通。

我们怎么知道的

那，我们怎么知道时间到了的呢？

首先，有一年多的时间，我都在思考植堂到底是不是我的强项。在头两年，我收到了两个神学院教授旧约的机会。第一个我们直接拒掉了。第二个经过短暂的祷告之后也拒掉了。但到了 2014 年 2 月，我开始想如果我教课，或者在一个已经存在的教会牧会，是否能在神国事工上更有果效。

第二，我开始跟我的妻子诚实地讨论我现在的疑虑。

第三，我经常与我的导师交流。他是一个年纪比我大的弟兄，在波士顿植堂。还有另外一个理念相同的教会的牧师。在我建立教会之前我们一起敬拜。当第二对夫妻离开我们教会的时候，我开始与这些弟兄交流我的疑惑。他们都很支持我，听我讲，问我问题，鼓励我。没有人让我马上退出。

当我和这些弟兄交流，与我妻子交谈的时候，我看清了几个要点：

• 相比 2007 年我们开始考虑植堂的时候，2014 年普罗维登斯的教会状况要好很多。
• 我们把教会植在离神学观点相似的教会正好一英里。这意味着如果有人刚搬来这里找教会的时候，他们显然更会考虑去已经运转良好的教会。这对我犹如醍醐灌顶。
• 我们教会里没有一起担重担的夫妻，所以伊丽莎白和我就扛起了主要的重担。
• 一年前我收到邀请教书的时候，我没有兴趣，但现在我感到自由与平安。我可以从现在的植堂中走出来，即使现在没有人愿意给我机会教课。我所向往的东西变了。

最后一点非常的主观，但与前两点密不可分。向前看的自由与发生在普罗维登斯的改变直接相关连，更具体地说是我对一些教会领袖的信心。如果没有他们的带领与结果子，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有这样的平安。

即使是这样，做出最后的决定还是非常困难，让我肝肠寸断，涕泗横流。我在基督里的身份开始动摇，我们好像经历了死亡一样。

然而，当我们向前走的时候，我们的神，好牧人，以恩慈待我们，把我们领到了另外一片教牧事工的青草地，为我们开门，让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神学院教授从20多个国家来的学生。现在我们是世俗化西欧的宣教士。我们帮助在阿姆斯特丹建立教会，教丁道尔学院的学生希伯来文解经和旧约神学，以此从整本圣经的角度传讲基督。在这工作当中，我经常从过去的困难与植堂的经验中吸取营养，帮助弟兄们在世界上一些最有战略意义的地方建立教会并牧会。

我们的神从来不徒然做事。

翻译：高蒙恩。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Knowing When to Say When: Reflections from a Failed Church Pl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