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在美南浸信会圈子里长大的孩子，我通过“被提”（Rapture，“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帖撒罗尼迦前书》4:11——译注）电影了解了自己在美国文化中所处的位置。这些电影基于“流行时代论”（pop-dispensationalism）对预言的解读，描绘了教会将突然从地上被提升天，在空中上升直到与（对观众而言）看不见的耶稣基督同在的情景。这些电影总是描绘那些被“抛弃”之人的恐慌，刻画出一旦文化中的“光和盐”消失了社会就会陷入混乱的场面。但我们从未想过的是，如果这样的“被提”真的发生了，美国文化可能会因为摆脱了我们而松一口气。
历史学家里克·佩尔斯坦（Rick Perlstein）指出，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爆发的“文化战争”实际上是世俗预言图表的对决。他写道：“一方认为是解放，而另一方则认为是启示”，反之亦然。很难反驳他的论点。在纽约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Woodstock Festival， 1969 年一个吸引了 400,000 人次的音乐节，在美国纽约的牧场举办，被广泛认为是流行音乐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译注）吸食了迷幻药的大学生在泥泞的泥水中裸体嬉戏的场景，对于美国中部人民——他们是世上的盐——来说似乎太恐怖了，“宝瓶时代（The Age of Aquarius，它标志着基督教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译注）的降临”对他们来说似乎是一种威胁。与此同时，梅尔·哈格德（Merle Haggard）反对革命的歌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只不过是反过来而已。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说“我们在马斯科吉（Muskogee，美国俄克拉荷马州东部阿肯色河畔的一个城市。——译注）不抽大麻。”一定会让你感觉糟糕透顶。
美国基督徒的问题在于我们总认为“我们”比“他们”多。我们有时搞不清楚自己说的“我们”究竟指的是谁。
教会属于“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这一观念并不开始或终结于以这个名称命名的政治运动（“道德多数派”是一个与美国基督教右翼和共和党相关的美国政治组织和运动。它由浸信会牧师法威尔及其同事于 1979 年创立，并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解散。它在动员保守派基督徒作为政治力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特别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共和党总统胜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译注）。当时的想法是，大多数美国人认同基督教的目标，至少在道德层面上如此。这个看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正确的，因此也助长了这种看法。大多数美国人确实认同基督教，而基督教的教导——比如去教堂参加礼拜和道德上的自我约束，也得到了文化的认可，被看作是塑造良好公民的方式，这样的公民能够抵抗边境冲突或全球共产主义的挑战。美国的主流文化确实渴望至少实现基督教会所谈论的许多理想：健康的婚姻，稳定的家庭，通过祷告结合在一起的强大社区。
然而从政治和社会角度讲，一个团体应该参加一个广泛联盟，然后作为多数派的一员发言。问题是从一开始，基督教价值观在美国文化中就比基督教的福音更受欢迎。这就是为什么几乎在美国历史的任何时代，人们都可以大谈“上帝和国家”，但一提到“基督并祂钉十字架”就会产生文化上的距离。上帝作为负责保佑美国的神，在美国文化中始终受欢迎。但是必须通过基督宝血的中保之工才能接近的上帝，让人却很难在爱国音乐的伴奏中或扶轮社（Rotary Club，由分布在 168 个国家和地区中，超过 35,000 个扶轮社组成的服务性国际组织，是一个非政治和非宗教的组织，其宗旨是借着汇集各领域的领导人才，提供人道主义服务，促进世界各地的善意与和平。——译注）的祷告中说出“阿们”。
然而现在越来越清晰的是，美国文化不仅拒绝基督教正统教义、福音派基督教，也拒绝“传统价值观”的关键方面。这一点在政治上可以从“文化战争”的“楔子问题”（wedge issues，在通常团结的群体中，存在争议或分裂的政治或社会问题。——译注）中看出来，这些问题曾经偏向于社会保守派，而现在却偏向于道德自由主义者——从性问题到毒品法，从宗教的公开表达到家庭的定义。事实证明，现在在马斯科吉他们确实吸食大麻。
美国基督徒需要从这里思考今后的道路。许多人会发现，另一个选择是某种形式的受害者围困心态（siege mentality，是一种共同的受害和防御感，这是从对实际围困军事防御的实际经验中得出的术语。这是一种集体心态，一群人认为自己不断受到攻击，压迫或孤立，因为世界其他地区对他们的消极看法。——译注）。有些人会保留曾经的基督教美国的幻想，他们会更加愤怒，认为我们失去了理应属于我们的东西。有些人则希望在世俗生活中融入更广泛的文化，同时在教会中开辟反文化的道路以坚守福音。但我想说的是，我们周围的文化动乱既不应让我们握紧拳头，也不应让我们拧紧双手。
我们应该把美国正在发生的文化动荡当作一种释放——将我们从未曾意识到的捆绑中释放出来。美国文化与教会的密切关系导致美国教会的许多人在阅读圣经时，以为圣经彷佛在指向我们的美国本身。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教会对《历代志下》7:14 的反复解读都集中在国家复兴上，将其作为国家蒙福的方式，却从未问过这段经文中的“我名下的子民”究竟是谁，以及根据福音“医治”意味着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文化最保守的地区，基督教往往成为一种在社会中获得一席之地的仪式，却没有重生的舍己力量。在“圣经带”（Bible Belt，美国的基督教福音派在社会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俗称保守派的根据地，多指美国南部。——译注），成为一名优秀的美国人意味着重生。在这种背景下，福音似乎远没有在新约见证中的犹太教和希腊异教背景下那么陌生。现在我们终于不得不认识“我们”是谁了，并认识到只有当我们不把美国公民的身份看得最为重要时，我们才能成为最好的美国人。
教会现在有机会在一个不认同我们“价值观”——连假装认同都不愿意装了——的文化中作见证。这不是一个悲剧，因为我们的使命本来就不是宣扬“价值观”，而是谈论罪、公义和审判，谈论基督和祂的国度。我们现在必须阐明我们以前假设大家都懂的概念，比如“婚姻”“家庭”“信仰”和“宗教”等。因为耶稣和使徒们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从创造和福音的角度定义这些概念。我们本应该一直这样做。而现在我们将不得不这样做，哪怕只是为了让人们能理解我们。
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不惊慌、不愤怒地对待美国文化。这会很难。我们会看到一些我们确实应该为之感到遗憾的事情正在发生。过去，美国公民宗教的外衣曾阻止了这些事情。此外，总有人要用不合理的方式自我保护，比如以戏剧性的方式表达愤怒，以此体现自己对基督教的信念。不过，这种反应是失败者的策略。而我们不是失败者。
我们的终极目标不是一个基督教美国——无论是存在于虚构的过去，还是盼望的未来。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基督的国度，他们来自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在基督里，我们是这个国度的后嗣。我们可能遭遇的最糟糕的事情不是在文化上被边缘化、或在社会上经受挫败，而是在上帝的诅咒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已经经历过了。在我们身上最美好的事情也已经发生了。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与祂一同坐在上帝的右边。这应该给我们带来释放，让我们能够站起来谈论，不是因为我们是道德或其他方面的多数派，而是因为我们是未来的使者，向渴望好消息的灵魂传扬。
美国文化的转变使那些“被提”电影在更多方面预言成真。被提确实正在发生，但在我们面前蒸发掉的是那些挂名的、文化上的基督教教会。走好不送。我们却将继续前行，传扬福音，为国度服事。我们也许会遭遇诋毁，经历误解，但我们绝不会被抛弃。
译：DeepL；校：Jenny。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Left Behind in America: Following Christ after Culture Wa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