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写过一个奇幻的故事，讲述了一个怕老婆、不爱工作的男人，名叫瑞普·范·温克尔（Rip Van Winkle）。该故事发表于1819 年，背景是 18 世纪末的美国，讲述了瑞普在纽约的卡茨基尔山猎松鼠时躺在地上。他喝得昏昏沉沉，陷入沉睡。20年后他醒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睡了不止一个晚上。
一些迹象表明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他的胡子有一英尺长，他的狗不见了，他的步枪上布满了铁锈。当他走进他的村庄时，他都不认识他了。有些建筑他不记得了。他的衣服看起来很老式。孩子们取笑他。瑞普宣称自己是乔治三世国王的忠实臣民，但他没有意识到，在他睡着的时候发生了独立战争，美国现在是独立的国家了。 他觉得很不适应，却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许多基督徒都有类似的经历。他们虽然没有在身体上沉睡20年，但他们可能一直被包裹在一个基督教的小泡沫中，这个泡沫由主日聚会、基督教大会、基督教书籍和基督教音乐组成。他们一直与世俗社会绝缘，并与之脱节。现在他们开始醒悟过来，意识到世界已经改变，事情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继续下去了。
过去，世人认为基督徒是有些古怪的，但基本上是正派的人士。而现在，我们越来越被别人看作是社会中的有害势力。我们现在是“坏人。” [1] 像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这样的东西曾经被视为绝对的权利。现在它们则面临挑战。你可能因为表达某些观点而失去工作，特别是关于性别和婚姻等问题的合乎圣经的观点。社会发生了剧变——可能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而且在好转之前，情况很可能会变得更差。
卡尔·楚曼（Carl Trueman）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事情到底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他在关于这个主题的这本里程碑式著作的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是一个被困在男人身体里的女人”这句话怎么就在当今社会变得有说服力和意义了呢。[2] 我们的祖辈听到这样的说法一定会感到难以置信。但现在，整个社会都认为需要认真对待这句话。到底发生了什么？
楚曼的《现代自我的崛起与得胜》是迄今为止对我们的现状最彻底、最有帮助的介绍。然而，它有400多页的深入思考和严密论证。许多忙碌的牧师根本没有时间去读。
所以，我想给出我自己的合乎圣经的简介，并试图勾勒出楚曼作品的概要。我的目的是让我们思考，希望牧师们能够就这一现状向神的子民提供容易明白的教导。毕竟，这不仅仅是一段引人入胜的当代历史；它更是很可能导致忠心的基督徒失去朋友、甚至生计的东西。
许多关于性和可接受的性行为的文化规范已经遭到了扫地出门。特别是，基督教对性别和婚姻的观念被认为是压迫性和损害性的而受到拒绝（创 1:27；太 19:4-5）。
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首先，我们需要从圣经出发来理解这一点。这种地震般的转变并非凭空而来，也没有出乎圣经中这位神的预料。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世俗思想家认为，神要么不存在，要么至少与日常生活无关。我们完全可以把他排除在外，而几乎不会有什么变化。但圣经并不是这样说。转离神会在最深的层面上影响一个社会。我们应该明白，这正是我们现在目睹之巨变的根源。
我将查考新约中的两段关键经文。
第一段，是保罗给以弗所教会的话（弗4:18–19）：
他们（那些不信神的人）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
这些经文阐明了那些生命中没有神的人走向享乐主义的轨迹。他们对于神和属灵之事“良心既然丧尽”，就用私欲来填补心中的空虚。他们“放纵”肉体的享乐。保罗指出，这会使他们走向非法的性行为，并走向极端。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形。
也想一想保罗对罗马教会所说的话（罗1:18–32）：
原来，神的忿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彷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
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 ……
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请注意两段经文的相似之处。保罗谈到那些“放纵”（give themselves over）情欲的人，但我们也读到“神任凭他们”放纵（God gave them over）罪恶的欲望，以表达他对于他们否认他的忿怒。社会否认神时，是不会保持不变的。它往往会变得性化，而且这种变化会非常迅猛地发生。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我们当前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说，楚曼的书只是在现代历史中追溯了这些经文所指出的轨迹。西方世界曾经被认为是“基督王国”（Christendom），但它现在已经被性和性政治所主导。当然，放纵派一直都有。但现在他们的观念主导了文化。多个世纪以来，基督教的道德观和家庭观一直是西方社会的基石。但现在，这种观念正在遭到推翻。
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将尝试总结楚曼的著作，说明这种情况是如何已经发生并且正在发生的，并指出他的一些结论。
在我们进入论证之前，要先讲一些预备观念，这些观念是楚曼从其他现代思想家那里借来并引用的。
仿效和生造（Mimesis and Poiesis）
以下是楚曼对这些术语的定义：
简单地说，这些术语指的是两种不同的思考世界的方式。仿效的观点认为，世界有既定的秩序和意义，并因此认为人类需要发现这种意义并使自己符合它。相比之下，生造的观点视世界为大量的原材料，个人可以从中创造出意义和目的。[3]
压制创造主神的真理，选择不承认神，就会让我们走向生造。我们把世界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没有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作为基督徒，我们了解罪和堕落的人性中固有的反叛本性，因而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会自然地偏爱生造而不是仿效。
三种类型的世界
美国社会学家菲利普·雷夫（Phillip Reiff）有一个相关的想法。他从三种类型的世界来谈这个问题。
“第一型世界”是异教世界，其道德准则基于社会普遍接受的神话。“第二型世界”是那些建立在对其上帝的信仰之上的世界。因此，第一和第二型世界都有一个建立在人以外的超然事物上的道德观。这为这些社会提供了稳定性的一种来源。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三型世界”的道德要求并不以任何神圣事物为基础。没有任何事或人在他们自己之上。他们根据自我来判定自己和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拒绝神会使我们进入雷夫所说的第三型世界。
事实上，雷夫给这种第三型世界贴上了“反文化”的标签，因为这类文化认为第一和第二型世界的文明和道德框架是对个人自由的压迫和限制。第三型世界故意试图通过雷夫所说的“死亡作品（deathworks）”来颠覆和破坏第一和第二型世界的文化规范。这些事情以冷嘲热讽的方式使旧有的价值观显得无能和可笑。例如，这是色情作品的一个主要方面。它不仅宣扬情欲，把人当作纯粹的“东西”，而且还否定了任何认为性在行为本身的快感之外还有任何意义的观念。神和那些想要限制这种快活的人只不过是假正经的快乐屠夫。
用雷夫的话说，我们现在生活在第三型世界，或者至少处于第三型世界的边缘。
把神排除在外已经重塑了人们现在对自己和他人的看法。楚曼写道：
其基础论点是，性革命及其在现代社会的种种表现，不能被孤立地对待，而必须被解释为一个要深广得多的革命的具体的、也许是最明显的社会表现，这个革命关乎对于自我意义的理解。[4]
楚曼采用了一些标签来总结自我的历史发展路径。“心理的自我”之后是“浪漫的自我”。继而是“可塑（或易塑）的自我。”接下来是明确的“性自我”，而在新左派的论点中，它现在已经成为了“性政治化的自我”。这是我对他的论点的改述。我将在下面逐一解释。
所有这些都与我们可能提出的合乎圣经的自我观大相径庭，按照圣经，自我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堕落了，但也得了救赎。基督徒的自我观是一种向外看的自我。我们仰望神和基督来寻找我们的意义和身份。但现代自我已经转向内向。
当我们离开宗教改革思想进入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时，我们的第一站是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年）。在卢梭看来，人在被社会力量腐蚀之前，本性上是善的。根据卢梭的说法，一个人的真正身份是在他或她的内在心理自传中找到的。[5] 卢梭在谈到他的《忏悔录》时写道：“我承诺的是我的灵魂的历史，为了忠实地讲述它，我不需要其他的备忘录；我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审视自己的内心，就像我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
随之而来的是对自爱，[6] 共情和同情的强调，认为它们是良心的主要信息源以及个人与腐败社会之间的张力关系。楚曼评论道，“在卢梭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表现型个人主义的基本轮廓浮现出来。”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的诗人——华兹沃斯（Wordsworth）、布莱克（Blake）和雪莱（Shelley）——将卢梭的思想从知识精英那里拿出来，并将其普及到主流文化中。卢梭关于社会在腐蚀和残害无辜个人的观点在工业革命的时代似乎很常见。解决办法就是向内转，并回到理想化的田园生活。
楚曼说，“华兹沃斯和雪莱都表达了关于诗歌的观点，认为必须在诗意美学和伦理学之间建立明确的关联。”对这些浪漫主义者来说，真正的道德是关于感觉正确和看起来正确的事情。一旦你的目光离开了外在的参照系，所有的“道德”判断往往就变成了个人偏好或感受的表达。我们进入了一种“疗愈文化”。这对性伦理有重大影响。作为一个人的真实性就是对自己的欲望不感到羞耻，并随欲而行。[7] 显然，这种思想为当今发生的许多事情提供了基础。
可塑的人不仅是心理的人。用楚曼的话说，他是“一个认为自己可以随意制造和重塑个人身份的人。”[8]
这种思想的基础是哲学家弗雷德里希·尼采（1844-1900年）和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以及科学家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奠定的。尼采因其冷峻的无神论而闻名，他将生活视为权力斗争，并邀请我们超越人性而成为超人（Ubermench）。马克思认为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不仅改变了社会，而且重塑了人们自身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因此，人的本性是可塑或易塑的。人的本性不仅仅是一种时代的产物。它不是固定的。
达尔文对人类起源的解释强化了这一点。人们必须接受，他们只是进化的偶然产物，因而并不是为了实现任何命定之事而造的。他模糊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界限，并消除了任何人类具有特殊地位的观念。我们是不断进化的。我们是可塑的。
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年）是这个故事中的关键人物。 他把幸福等同于“生殖器快乐”。从那时起，个人身份就与性和性取向等同起来。现在这种观念主导了西方世界——所以，人们根据他们的性欲被分类：同性恋、双性恋、异性恋，等等。对许多人来说，这是关于他们是谁的最重要真理。
如果对卢梭来说，自然人是无辜的，那么对弗洛伊德来说，人类的潜意识就是黑暗、暴力和非理性的。精神分析学家的工作就是挖掘在我们内心中存在的看不见的力量，并将它们带到意识的表层。有趣的是，精神分析的灵感来自古典神话（俄狄浦斯情结等）[9]。在他的《自拍》一书中，威尔·斯托尔（Will Storr）引用了一位专家的话：“没有古希腊的神话……就没有精神分析。”[10]
弗洛伊德将性冲动置于人之为人的核心。[11] 在弗洛伊德以前，性是为了繁衍和快乐（箴5:19）。现在它们变成我们的真实身份了。最幸福的人是能够不断放纵自己性欲的人。然而，这正中了有权势之人的下怀，所以我们需要文明来抵制这个。因此从弗洛伊德的角度来看，根据楚曼的说法，“这意味着文明人不可能真正幸福。”[12]
弗洛伊德的思想后来被用来改变对压迫的经典理解。这是故事中的另一关键步骤。
因为身份关乎我们的内在自我，尤其是我们的性欲，所以受害者身份就被心理化了。那种认为压迫是关乎贫穷或身体虐待的观点已经黯然失色。既然是这样，那些感到无法表达自己的性欲，或其性欲被社会视为不可接受的人，才是被压迫的。压迫是关乎情感的。
性不再是一种私人活动，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社会身份。例如，取缔或仅仅容忍同性性行为，就是取缔或仅仅容忍某种身份。它触及了一个人认为自己是谁的核心之处。
许多大学的人文学科都接受了所谓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13]。结果，他们都紧紧抓住了这种对受害者和压迫的新理解。新左派将传统的性规范解释为为维持社会现状而采取的恶毒策略。因此，西方的理想必须被推翻。按照这种理解，家庭是专制国家的缩影。因此，现在一些人认为，废除家庭对于政治解放至关重要。
性革命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而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年）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议题。 像宽容这样的价值观是一种假象，只不过是安抚人们接受男权的、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的一种方式。这场斗争必须针对那些教导宽容的教育机构。
对内心幸福和心理健康的渴望是现代的核心所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现在人们普遍接受的是，你看待自己的方式、你的内在形象就是真实的你。这甚至优先于一个人的身体，[14] 这就开启了你的生理性别（biological sex）和你的性别（gender）之间存在差异的可能性。你认为自己是谁才是你的真实身份，不管你是有 XX 还是 XY 染色体。因此有了“我是一个被困在男人身体里的女人”这种说法。现在它还“有道理”了。
然而一个人的身份要得以显扬，就必须得到他人的认可。用专门术语来说就是，身份是对话性的；换言之，它依赖于只有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才能发展出来的语言。
因为我们是关系的存在，我们需要他人的接纳才能让自己感到舒服。这意味着，社会必须服务于满足个人心理需求的目的。这就创造了治疗文化，所有的机构和团体（包括教会）都必须适应这种文化，以反映治疗和包容的心态。
楚曼对此进行了反思：
任何个人拒绝承认被整个社会承认为合法的身份，都是一种道德上的冒犯，而不仅仅是冷漠的问题。现代世界的身份问题就是尊严的问题。出于这个原因，美国关于为同性恋婚礼提供蛋糕和鲜花的各种法庭判例，最根本上并不是关于鲜花或蛋糕的。它们关乎对同性恋身份的认可，而且根据 LGBTQ+ 群体成员的说法，他们需要得到这种认可，才能感到自己是社会的平等成员。[15]
这解释了为什么忠心的教会不可能被简单地置之不理。圣经在当前世俗意识形态不希望有界限的地方划出了界限。就像我们都失败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同性相吸和性别混淆违背了神的美好创造。因此，从长远来看，它不会导致个人或社会的繁荣。
性和性取向问题现在主导了西方世界。
在他的书中，楚曼最根本上突出了三个“得胜”：色情如何在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特别关键的法律决定现在如何在情感主义和美学的基础上做出；以及跨性别主义如何在社会中取得进展。
从电视肥皂剧到青少年流行音乐，我们的文化现在已经充斥着性主题。
色情作品的盛行尤其值得注意。当然，科技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如果自由和幸福被囊括在性满足中，那么网络色情就成为显而易见、最容易、和最私密的（似乎）解放和满足的媒介。色情作品是性革命的缩影，因为它把性表现为纯粹的娱乐——一种身体上的、让人愉悦的行为，与任何更大的关系性意义或超越性脱钩。它使性与任何伦理背景分离开来。[16]
而且，人们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色情作品不再被视为男性统治和暴力侵害女性的例子。甚至还有人谈论“有道德来源的”色情作品，其中女性不会被强迫参与，并且“表演者的权利”受到了尊重。楚曼写道：
我在这里提出的哲学主张是，主流文化中色情作品的正常化与主流文化对神圣秩序的抗拒有着深刻的联系。色情作品带有一种关于性以及人类意义的哲学，这种哲学与传统的宗教观点背道而驰，在西方这种传统观点主要是基督教。因此，它既是在现代出现的去创造、去神圣化的世界的症状，也是其构成部分，它起源于卢梭和浪漫主义，并在马克思、尼采、达尔文、弗洛伊德和新左派采用的哲学和科学术语中得到了鲜明的表达。色情作品的得胜既是神之死的证据，也是杀死神的手段之一。[17]
换言之，色情作品是一种“死亡作品”。一些社会学研究表明，色情作品的使用和对传统宗教信仰的拒绝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尤其是在青少年中。
在他的著作中，楚曼早些时候提到了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和他的著作《美德之后》（After Virtue），该书认为现代道德理论无法解释道德规范的理性权威。而现代道德理论的失败所留下的空白，已经由麦金泰尔所说的“情感主义”填补，在其中，所有的评价性和道德性判断都“只不过是态度或感觉上的偏好的表达。”这与浪漫主义诗人很像。楚曼又说，“本质上，情感主义把偏好当作是真理的主张来呈现。”[18] 这就是法庭上的治疗文化。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社会机构必须进行调整，以促进个人的心理健康。这件事现在已经进入了司法领域。
在评论奥伯格菲尔诉霍奇斯案（Obergefell v. Hodges，最高法院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案件）时，楚曼说，案件中所使用的伦理逻辑不过是与性化的治疗文化态度相符的情感主义。关于这个判决，他写道：
这是情感主义。传统中那些支持当代品味的部分是观点正确性的有力证明；而那些对支持想要的结论没有用处，或与当代品味冲突的部分则可以被视为过时的或是出于偏执的动机，或者干脆直接忽略。法院可以放心地这样做，因为它正向着整个社会说话，而这个社会恰恰就是以这种方式思考的。该裁决及其支持性论证绝对与我们之前……所追溯的思想转变有关，并依赖于这些转变，这些思想转变关乎自我、人性、性取向以及压迫和自由的本质。[19]
现在，身份被人从一种自我的角度来看待，这种自我是心理化的、性化的，并且能够创造和重新创造自身。这就为那种观念铺平了道路，即一个人认为自己一种性别、却被困在另一种性别的身体里，或者不再希望被归类为男性或女性。在一个将心理置于生理之上的社会中，这样的观念是逻辑一致的。
LGBTQ+ 联盟共同反对社会的传统性规范。跨性别者与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双性恋者结成共同的事业，因为他们将异性恋规范视为共同的敌人。然而这个联盟也没那么容易团结一致。这里面存在着矛盾。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都称自己是被同性吸引的男人和女人。 但这是以固定性别为前提的。那些主张跨性别以及走得更远的人不接受固定性别的观念。他们认为性别是一个流动的概念。
跨性别女性（男变女）的地位在为妇女权利而战的老一辈女权主义者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议。经典女权主义者认为，作为女性的整体地位被跨性别者主义所破坏和非政治化了。很多人觉得，你不能把女性和女性历史以及作为女性的身体成长经历分开。但正如楚曼所指出的，“作女人现在可以通过技术来实现——实际上就是由医生开张处方的事。”[20]
跨性别主义似乎否定了身体对自我的重要性，而这意味着对父母的否定——就是那些怀孕、生下和抚养小女孩或男孩的人。楚曼引用杰梅茵·格里尔（Germaine Greer）的话说：“不管它是什么，变性都是对母亲的驱魔。”[21]
当我们逐步接受了对性革命和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世界的描述时，我们应该意识到，并非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坏事。有两件事基督徒最好特别注意。
首先是尊严。楚曼写道：“随着卢梭对个人和作为理想的自然状态的强调，向个人内在尊严的转变非常明显。而这是基督徒应该赞同的事情。我们不应该把穷人的生命价值看得比富人或重要的公众人物低。”[22] 不幸的是，这种对尊严的重新强调与任何神圣的秩序并不相干。它不是以所有人都是按神的形象创造的这一真理为根基的（雅3:9）。
第二是真实性。虽然楚曼没有这样说，但性革命希望人们里外一致的关注确实在新约中能找到积极的回应——不是以一种罪恶的方式，而是以一种敬虔的方式。耶稣登山宝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真实性，即敬虔的行为必须发自内心的信念（太 5:27–28, 6:1）。
但一般而言，基督徒需要极为警惕和有分辨。
基督徒需要谨防简单地接受这个世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方式。教会在性伦理方面的教导是否应该在世人面前显得“合理”？当然不是。我们的工作是爱所有人，同时保守对神的忠信。
这世界所使用的范畴具有误导性，而我们很容易陷入其中。若是这样，我们便失去了对关键问题的清晰认识。认为我们的真实身份是性的观念是错误的。创世记的记载告诉我们，性是我们所是中的一个功能，而不是我们的所是（创 1:27–28）。亚当在和夏娃发生性关系之前，就是一个真正的人。
如果这个世界的范畴建立在一个基本的范畴错误（性欲就是身份）之上，那么基督徒就不应该简单地让自己在这个 LGBTQ+ 的框架内被定义。认同这些范畴就会认同其论证。楚曼写道：“在更广泛社会中的身份框架是根深蒂固的、强大的，并且与圣经中作为基本范畴所提倡的那种身份是根本对立的。”[23]
性革命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上：性只是为了取乐。不幸的是，“自由做爱”的后果很大程度上通过堕胎和药物得以避免。但更深层次的困难已经开始出现。
首先，正如弗洛伊德所预见的那样，“自由做爱”的方式有利于强者。“#我也是”（#MeToo）运动正确地揭露了这一点。这世界认识到了这些事情的可怕之处。
第二，在性革命下，人们想要的是，在“同意的成年人”之间发生性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但正如许多法庭案件所发现的那样，定义什么是同意非常困难。一方认为是同意的，另一方却不这么认为。即使就其本身而言，这也要求把性置于道德框架内。当然了，这是性革命最不想做的事情。
在《舞会之后：美国将如何克服对同性恋的恐惧和仇恨》（After the Ball: How America Will Conquer Its Fear and Hatred of Gays）一书中，神经心理学家马歇尔·柯克（Marshall Kirk）和广告经理亨特·马德斯（Hunter Madse）建议同性恋群体，如果它想要得到接受，就需要塑造一种更可爱、更萌的自我形像。同性恋婚姻现在已经来到，并且所有的治疗性言论和形象都站了在它一边。它看起来会一直存在，所以忠心的基督徒将需要思考如何应对和解决这一事实。
为了能容得下它，婚姻不得不重新定义，而有可能它的弱点将会是婚姻被重新定义的方式。也许立法已经为其他形式的“婚姻”打开了大门，而这些“婚姻”对西方大众来说最后并不那么有吸引力。例如，它是否会使一夫多妻制成为可能，而这很可能导致对妇女的不公平对待和虐待？
当我们将同性婚姻与跨性别主义混合在一起时，会出现更多的问题。楚曼讲述了一个女同性恋婚姻的故事，其中的一个女人变成了男人。这让她的伴侣完全困惑了。她不知道她是谁。她是一个嫁给男人的“直（straight，即：异性恋）”妻吗？但如果她是一个女同性恋，那么为什么她要嫁给一个男人呢？
联合国在其《世界人权宣言》第18段中，保障了宗教自由和改变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性革命的表现型个人主义正在给宗教自由带来压力。
在西方，委身宗教的人数的普遍下降，尤其是年轻人的流失，意味着社会对宗教自由不太关心。信仰人群和基督徒的自由很容易受到限制，甚至最终被剥夺。在西方，目前人们认为性欲是个人身份的关键，因此也是每个人尊严的关键。这压过了宗教自由，意味着社会认为没有教会可能还更好。
教会应当如何回应？一些保守的福音派人士只是继续走他们的老路，希望我们所讨论的事情会简单地消失或者绕过他们。这是不太可能的。另有的教会对圣经中关于性道德的明确教导做出了妥协，或者至少试图制造一些“回旋余地”。
每个牧师都需要谦卑地打开他的圣经。他需要祈求智慧，好知道该如何在现今这时代带领教会。这里有三个建议。
合乎圣经的身份
明确地说，当一个年轻男子来到他的牧师面前说，“我想我是同性恋”，或者一个女孩私下向她的母亲承认，“我想我可能是一个女同性恋”时，第一反应应该是充满爱心地说，“你之所是远超乎你现在受到的性诱惑。”当代世界将人们缩小到他们的荷尔蒙上。但人之所是极有荣光，远超乎单纯的性爱机器。人类在科学、艺术和人道主义方面的整个成就史都在房顶上宣扬这件事。我们是“神所生的”（徒 17:28）。所以，牧师啊，我们的讲道必须帮助人们摆脱琐碎化的肉欲人性的丑陋、孤立的禁锢。人性正在被毁灭，而我们蒙召是要拯救它。
当人们“爱自己”时，则好的东西往往被认为是“让人感觉良好”的东西，而坏的东西往往被认为只是“让人感觉不好”的东西。教会很容易陷入这种思维方式，因为让人立即感觉好起来显得很有爱心。
但即使是常识也告诉我们，这过于简单化了。化疗不会让患者感觉良好，而是极为难受，至少开始时是这样的。从属灵的角度讲，认罪不是一种好的感受，但它确实能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徒2:37）。楚曼写道：
教会应该对美学与她的核心信念和实践之间的关系进行长期而仔细的反思。我在上面指出，今天的伦理讲论的标志之一，是它对个人叙事的依赖。……个人叙事被呈现为不容置疑的，正是因为它们是个人的见证——而这是表现型个人主义的时代中的最高权威形式。这种对美学的关注反映了同情心和同理心在塑造道德方面的恒久力量。……教会需要对这种基于美学的逻辑做出回应，但首先她需要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而这意味着她本人必须断了这样的念头，就是沉迷于更广泛文化中的那种美学策略，并从而使其合法化。教会内部关于 LGBTQ+ 问题的辩论必须根据道德原则来决定，而不是根据所涉及的叙事有多少吸引力和感染力。……这并不是说，针对个人的教牧策略不应该具有同情心，而是说，什么是同情，什么又不是同情，这些必须始终根据更深层次的、超越性的原则来判断。[24]
简而言之，教会需要回归圣经。基督教必须有正确的教义和教条。
人类的自我取决于群体。我们的身份至少有一部分是由我们的社交互动建构的。
这意味着，如果教会想要帮助人们找到并保持他们的真实身份，就必须成为反映和建立在人里面的神的形象的共同体。教会不应当是宗教狂热的。它应该是真正人性的家园。它应该是一个家庭。 而且应该有一种深深的谦卑，认识到每个圣徒都有其不堪的过去，而每个罪人在基督的王权下都有美好的未来。
那些选择像公司或教育机构一样运作的教会确实没有抓住要点。“弟兄姊妹们”这句话真的很有意义。随着这世界对人们的真正身份进行误导，教会将变得越来越至关重要。
[1] 见 Being the Bad Guys, by Stephen MacAlpine, Good Book Company, 2021
[2] The Rise and Triumph of the Modern Self: Cultural Amnesia, Expressive Individualism, and the Road to the Sexual Revolution, by Carl Trueman, Crossway, 2020, page 19.
[3] Trueman, 39.
[4] Trueman, 35.
[5] Trueman, 129.
[6] 比较提后 3:2。
[7] 对比太 5:27–30 与罗 8:13。
[8] Trueman, 164.
[9] 提后 4:4。
[10] Storr, 113.
[11] 应当指出的是，如果性是人之为人的核心，那么儿童就必须被性化。这就是推动越来越早进行性教育的议题的由来。
[12] Trueman, 219.
[13] 楚曼将批判理论的基本原则总结如下：1）权力可以在有权力的人和没有权力的人之间划分；2）西方的主流叙事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建构，目的是维护其自身的权力结构；3）因此，批判理论的目标是通过颠覆其用于证明权力结构的主流叙事，来颠覆这种权力结构。
[14] 这意味着在神学上，现代的观点可以被归类为诺斯底主义的一种形式。
[15] Trueman, 69.
[16] 这就是给人的印象，尽管色情作品经常与抑郁症、自杀和性贩卖有关。
[17] Trueman, 297.
[18] Trueman, 第85页。
[19] Trueman, 第315页。
[20] Trueman, 第360页。
[21] Trueman, 第375页。
[22] Trueman, 387.
[23] Trueman, 393.
[24] Trueman, 402-403.
译校：无声宏扬。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Summary of Carl Trueman’s, The Rise and Triumph of the Modern Self: Cultural Amnesia, Expressive Individualism, and the Road to Sexual Revolu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