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没有比在不幸中回忆幸福时光更大的痛苦了。”——但丁，《地狱篇》，第五章
“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在痛苦中回忆快乐的时光。”这是弗朗西斯卡·达·里米尼（Francesca da Rimini）在第二层炼狱对但丁说的话。她因与丈夫的兄弟通奸而被丈夫杀害。她所面对的永恒后世笼罩在黑暗中，飓风咆哮折磨着她，这让人想起她和情人保罗·马拉泰斯塔（Paolo Malatesta）生前随从情欲放任自流的生活。但丁在讲述这个故事时，弗朗西斯卡的绝望溢于言表；而保罗却无言以对，只能痛哭流涕。
这就是怀旧的力量。怀旧能产生出生动的画面，令人浮想联翩，也能令人绝望。它不完全是历史，也不是真正的记忆，更不仅仅是一种感伤。当历史、记忆和感伤相遇时，怀旧就来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在信念塑造中怀旧的力量。我们对现实的信念建立在许多认知的基础之上。其中的一个认知因素就是我们的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作为美国人的这个身份对于我们回应作为个人、家庭成员和社区成员，甚至基督徒的身份而言，都不可或缺。国族认同感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但它确实非常重要，因为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定义了我们作为人曾经、现在和将来渴望成为的样子。在考虑我们的归属时，我们必须诚实评估我们的成功与失败。
基督教国族主义提供了一种方式来面对我们的国族认同感。在这一过程中，过去是不可或缺的源泉。历史学家艾伦盖尔索（Allen C. Guelzo）将历史描述为“第二个问题”。人类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那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历史的：对历史本质的这一雄辩而生动的洞察或许也可以这样表达：“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过去告诉了我们什么，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谁，我们明天可能是什么？基督教国族主义为回答盖尔索的“第二个问题”试图构建一个参照系。
不幸的是，基督教国族主义经常用怀旧来代替历史。虽然并不总是这样。毕竟，基督教国族主义是复杂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采用了多种多样的形式（见我的文章《基督教国族主义的多面性》）。并不是每一种形式都依赖于历史、记忆和感伤三要素所带来的炼金术。但面向过去的基督教国族主义却常常如此。卡尔·楚曼（Carl Trueman）称之为“现代自我的崛起与胜利”，我们这些关注美国文化之堕落的人或许可以谅解对过去幸福时光的短暂怀旧。但是，怀旧实际上只能充当过去的哈哈镜。要解决“我们是谁”和“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我们必须转向负责任的基督教对历史的思考。
随着时间的推移，怀旧有两种重要形式：历史怀旧和理性怀旧。受 1977 年彼得·马歇尔（Peter Marshall）和戴维·曼纽尔（David Manuel）的著作《光明与荣耀》（The Light and the Glory）以及 1979 年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所带来的影响，基督教国族主义者倾向于历史怀旧。最近，随着斯蒂芬·沃尔夫（Stephen Wolfe）的《支持基督教国族主义》（The Case for Christian Nationalism，中文名暂译）于 2022 年出版，怀旧情绪开始转向理性主义。
杰里·法尔威尔（Jerry Falwell）、蒂姆·拉哈叶（Tim LaHaye）、约翰·艾兹莫（John Eidsmoe）、本杰明·哈特（Benjamin Hart）、大卫·巴顿（David Barton）等人 [1] 的“道德多数派”基督教国族主义依赖于历史论据。他们的观点认为美国是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而建立的（“基督教美国论”），将国家的定位放在过去，并采用了一种称为“衰落叙事”的历史方法。基督教美国论者试图证明美国是作为基督教国家建立的。他们从开国元勋和独立战争一代的信仰出发，用理想化的语言描绘出早期共和时期的美国。这样的衰落叙事依赖于对历史记录的偷梁换柱。他们对美国从其高贵而纯洁的基督教根基上堕落到如今地步感到绝望，最后，他们呼吁基督徒恢复已经失去的基督教美国。
这种怀旧是历史性的，因为其支持者主要提出历史性论证。历史性论证是后验式，即归纳式，关注的是可能性而非确定性，并依赖于从过去的经验中获取的证据。我曾在其他地方反驳过“基督教美国论”，即美国不是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而是作为一个拥有宗教自由的国家而建立的。我的反驳也是历史性和归纳性的，利用经验中的证据得出更有可能的结论。基督教国族主义的“道德多数派”传统所采取的衰落叙事，是一种怀旧的叙事，因为作者用来建立其叙事的证据（虽然通常是确凿可靠的），并与没有其它任何同样确凿可靠却与他们的叙事相悖的证据相互平衡。因此，“基督教美国”的作者们使用了特殊辩护这个逻辑谬误，使他们的论点（在我看来）不可靠。
我在学术界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从历史的角度思考基督教美国论。但 2022 年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基督教国族主义。沃尔夫的观点有多大影响力，我们还不得而知。不过，如果社交媒体能说明什么的话，他的书已经对美国新教圈子产生了重大影响。沃尔夫的论点也是怀旧的，但他主要使用演绎式的理性论证来提出基督教国族主义的模型，而不是指出美国历史上具体的基督教国族主义的经历（尽管在他的论证思路中并非完全没有后验性）。那么，他的论证是如何怀旧的呢？
沃尔夫对基督教国族主义的演绎论证是以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改革宗政治神学为框架，尤其是约翰·加尔文、约翰内斯·阿尔修斯（Johannes Althusius）、弗朗西斯·图伦丁（Francis Turretin）、塞缪尔·威拉德（Samuel Willard）等人的政治神学。沃尔夫根据前现代加尔文主义神学（premodern Calvinist theology，相对于现代加尔文主义神学，如约拿单·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 或查尔斯·贺智 [Charles Hodge] 的神学）建立他的前提，在此基础上为基督教国族主义、民法、地方政府官员制度和政府的作用下了一个精确的定义。由于沃尔夫主要不是诉诸历史经验，而是诉诸前现代改革宗思想的逻辑论证，因此他不是在论证可能性。相反，他是在论证确定性。换句话说，就像几何证明一样，如果他给定了起点、前提合理、论证有效，那么他的结论就一定是真。但是，尽管他的论证是理性主义的、先验的，他仍然从过去，即前现代改革宗传统中寻找支持。这就是我所说的理性怀旧。
为了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沃尔夫回到了十七世纪的世界——一个与我们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并将十七世纪的思想直接引入二十一世纪。这些思想凝固在永恒的时间中，被看作是基督教国族主义的基础。他的检索源于自己对当今异教国族主义吞噬一切这个畸形现象正当合理的沮丧和绝望。然而，沃尔夫随后就将过去看作盼望的源泉，忽视了过去深刻的异质性，错误地用静态的过去来为当下的建制主义、专制主义基督教国家论提供论证。
历史怀旧和理性怀旧的姿态都是保守的。但并非所有的保守主义都是一样的。在 1956 年出版的经典著作《保守主义：从约翰·亚当斯到丘吉尔》（Conservatism: From John Adams to Churchill）一书中，彼得·维雷克（Peter Viereck）将保守主义分为两派。第一种是伯克式进化保守主义（Burkean evolutionary conservatism），承认变革的不可避免性，但试图通过传统所定义的审议、宪法程序和秩序来控制变革的力量。这是美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保守主义传统，从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到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都秉持这种立场。第二种，维雷克称之为“奥坦托特主义”（Ottantottism）。维雷克认为法国思想家约瑟夫·德·梅斯特雷（Joseph de Maistre）是这一学派的创始人。他在讲述撒丁岛国王查尔斯·阿尔伯特（Charles Albert of Piedmont-Sardinia）的故事时创造了“奥坦托特主义”一词，在他的讲述中国王喃喃自语地说着 "ottantotto"，意大利语的意思是 "88"。维雷克写道：“他的意思是说：只要世界的时钟拨回到 1788 年，也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前一年，所有问题就都会消失了”。[2]
虽然沃尔夫会声称自己既非保守派也非传统派，但他不可避免地是奥坦托特主义保守派。基督教美国论的倡导者也是如此。奥坦托特主义者将历史视为一个衰落的故事，并试图挽回所失去的（沃尔夫的“振兴”）。怀旧情感的牵引使他们的诉求具有吸引力。但是，无论对历史作归纳论证还是演绎论证，怀旧情绪都不能指导我们的历史性思辨。
我并不否认，在考虑我们的美国认同感时，基于证据的历史性论证是必要的。毕竟，对宗教秩序进行纯粹的逻辑论证，并且在给出定义或证明时不诉诸于历史经验，是行不通的，因为它们必然包含了“内在化末世”（immanentizing the eschaton，指的是试图在世界上实现乌托邦，并有效地在地球上创造天堂。——译注）。要想证明这种必然性，只需看看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沃尔夫曾赞同地引用过他的观点）、黑格尔或卡尔·马克思的哲学。人类试图通过国家或国家手段来连接天堂与人间，无论其构想正确与否，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极权主义、国家的消亡和公民的死亡。连接天堂与人间的唯一桥梁是“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创 28:12）。这个梯子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约 1:51）
由于历史是基督教和美国认同感的必要条件，要负责任地进行基督教历史性思考，我们就必须践行美德。我们必须践行信心、盼望和爱心等神学美德。我们还必须操练节制、勇气、智慧和公正等古典美德。在历史思考中践行美德，会指导我们回答对于思考国族认同所必要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停下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进行历史性思考？圣经中有研究历史的规定吗？诚然，圣经正典中没有“你们要研究历史”这句经文，但我们确实有关于研究历史的坚实圣经基础。首先，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受造的（创 1:26），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我们有透视时间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人类独有的，上帝拥有完全的主权和能力能够透视祂所创造的空间——时间——物质连续体，并且这种能力也反映在了我们的身上（尽管我们的这种能力是有限的，并因罪而受到损害）。其次，我们的信仰是历史性的，不是神话，也不是神秘主义。它以历史事件、人物和思想为基础，这些事件、人物和思想都是在真实的时间和真实的地点所发生、生活和表达的。根据《约翰福音》 1:1-14，基督道成肉身发生在时间轴上的一点，尽管主耶稣本身就是永恒的神子。在这里，我们看到属灵与物质、暂时与永恒通过耶稣基督这个道连接在一起。第三，上帝命令我们记念过去（赛 46:8-10）。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都是为了爱神以及为了按祂旨意蒙召之人的益处（罗 8:28）。我们在过去看到了这一伟大的真理，因此我们有盼望，在现在和未来，上帝仍然是空间、时间和物质的主宰，所以我们要忠心地实现祂的全部旨意。我们铭记过去，因为在研究过去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了盼望（赛 44:21-28）和智慧（箴 4:5-9）。
那么，美德与历史研究有什么关系呢？记住我们按照上帝的形象受造，蒙赎之人在教会中与基督以及彼此相连接，因此，我们遵行爱的律法。在回顾历史时，我们要践行信心、盼望和爱心等神学美德。信心让我们依靠上帝并遵从祂的话语。我们认识到研究历史的圣经依据，并出于对上帝及其话语的信心而采取行动。与信心相关的是，盼望期待着上帝在基督里对我们所做的应许。因此，我们不会把历史当作随机事件的集合来解读，而是确信每一个因果都始于第一因，历史都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当我们读到一些事件，尤其是那些令人不安的事件时，我们不会对未来感到恐惧，而是对至高无上的上帝充满盼望，上帝超越一切，但又活跃在祂所造的世界中。爱心是研究历史的最大神学美德。我们对历史的研究遵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4-7 中所写的轮廓。我们不以死去的人为代价来追求自身的利益，也不以不义为乐。我们以真理为乐，即使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也要努力将复杂的事实真相公之于众。
现代性会让我们背弃过去，认为过去的人道德低劣因而对他们加以排斥。法国情感学家让·雅克·卢梭在《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中设想，人类社会只由活着的人组成。他以一句令人难忘的话作为作品的开头：“人生而自由，却处处身负枷锁”。束缚人们的“枷锁”包括社会习俗和上一代人的传统。激进主义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76 年在其极具影响力的革命小册子《常识》（Common Sense）的附录中写道：“我们有能力让世界重新开始。”他以此来庆祝美国的独立。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 1852年的一篇文章中也以类似的精神描述了要摒弃过去的智慧：“所有逝去世代的传统就像噩梦一样压在活着之人的头上”。与此相反，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认为，社会不仅仅是由一两代人所组成的。他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1790 年）中对社会的描述是“不仅在活着的人之间，而且在活着的人、死去的人和将要出生的人之间”根据契约而结合在一起。圣经也赞扬了这一点，如果关于人类社会的这个概念是正确的，那么信心、盼望和爱心对于任何历史性思考都是必要的。
那么古典美德——节制、勇气、智慧和公正又是什么呢？当我们为了福音而践行这些美德时，这些美德是信心、盼望和爱心等神学美德的进一步体现。在历史学习中，节制包括控制凯旋主义或谴责的激情。它的特点是耐心，有能力谨慎地接受历史上人们的成功、失败，特别是常规。有了勇气，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过去的世界与我们的世界大相径庭，正因为如此不同，它常常让我们感到不舒服。人类之罪恶令人不安的现实，如奴隶制、战争、暴力和压迫等过去（现在仍然）不可避免，任何历史研究都要求我们直面这些现实。这需要决心和道德力量。这也需要喜乐，因为在直面过去令人痛苦的事件时，我们要用真理之光光照它们，而真理总能释放我们。对于过去对当今世界和未来世界的影响，智慧引导我们得出正确的结论。智慧还要求我们在做判断时保持谦卑，牢记我们与过去的人相比，在罪中堕落的程度不相上下。最后，公正包括尊重我们的历史主体，避免草率地一概而论，避免为了先入为主的计划和意识形态而带有偏见，或崇拜自己的英雄，谴责自己所认为的恶棍。历史不是道德仲裁者。历史没有对错之分。历史是我们对过去的认识，而不是制服意识形态对手的利器。公正帮助我们以促进自我审视而非自以为是的方式理解过去。
当我们思考作为美国人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时，我们必须从历史中汲取营养。思考美国认同感就是思考美国历史。在思考历史的过程中，我们至少要防止两个极端：怀旧和愤世嫉俗。怀旧使我们把过去的人和过去的时代理想化，忽略了过去的世界和现在的世界一样受到罪的诅咒这一事实。怀旧使我们忽视那些我们视为英雄之人的暴行和可怕的思想和行为，并且如果有人提醒我们历史上的伟人也是非常复杂、有缺陷、需要救主之人，我们就会痛斥他。是怀旧导致我们将我们的国家奉为偶像，在它的历史中寻找神圣起源，并寻求恢复失去的一切，而不考虑代价，甚至必要时采取独裁手段。
另一方面，对过去的思考也会助长愤世嫉俗的情绪。我们会把过去的人视为道德落后、低劣、犯罪和不人道的人。我们认为他们的虚伪证明了他们的虚假，从而证明了这些价值观和持有这些价值观的人都是不合理和毫无意义的。过去的人因其无知、迷信、虚伪和卑鄙，既对过去的暴行担负罪责，也对这些暴行在当下造成的影响担负罪责。因此，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名义上，他们都应受到谴责、被移除、从国家的集体记忆中抹去，并被宣告死亡。那些为它们辩护的人也必须被看作是站在历史错误一边的亡命之徒。如果说怀旧催生了对国家的偶像崇拜，那么愤世嫉俗则催生了对国家的谴责。国家的过去带有罪恶的渊源，必须不计代价地清除这些罪行，必要时可采取专制手段。
为了忠于福音，我们必须面向未来，而不是过去。这并不使我们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进步主义者，因为我们并不是在寻找一个临近的末世，一个我们自己创造的乌托邦。我们在寻求基督的再来。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那个篮子里。我们知道，只有基督才能把错误的事情纠正过来。我们的盼望不在于通过归纳或演绎的方式来怀念我们希望存在过的过去。以怀旧情绪为基础的衰落叙事并没有充满希望，因为它们并不真实。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理解历史，从中获得智慧，看到在那些已经死去但曾经和我们一样之人的生命中显现出上帝的信实——“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林后 4:8-9）。
为基督教国族主义提出保守的历史性和理性论据的人感到困惑，但不幸的是，他们似乎绝望了。各宗派虔诚的基督徒都同意他们对当代美国的诊断。当代异教的国族主义 [3] 是无神论，是教会和整个人类文明的敌人。但对异教国族主义的回答不应该是针锋相对或者反革命式的。我们不使用与左翼乌托邦革命者相同的方法，这些方法是专制、带有破坏性和极权主义的。极权主义，无论是无神论还是基督教国族主义，都是完全彻底的邪恶。无神论极权主义和宗教极权主义有一个共同点——都声称要引导人民追求最高的善。但凡对国家所定义的至善持有异议，就会遭到迫害。归根结底，当你因为没吃药（即违反了为你“好”的民法）而被拘留后，你希望谁在牢房里拿着钳子准备把你的指甲连根拔起——是变装皇后还是基督教君王？
当——不是如果——我们因信仰而遭受迫害时，我们的盼望将不在过去。我们的盼望也不在那个从异教徒手中拯救我们的基督徒君王身上。相反，我们的盼望在基督里，在祂用自己的鲜血为我们一劳永逸地买来的生命里。如果我要被狱卒用钳子拔掉指甲，我需要这样的盼望来支撑我。
与此同时，我以基督徒的身份进行历史性思考，并从美德——信心、盼望、爱、节制、勇气、智慧和公正——中获得启发。这些美德帮助我们在历史思考中避免怀旧和愤世嫉俗的极端恶习，因为我们要明白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它们保护我们不把自己偶像化。偶像崇拜是将怀旧和愤世嫉俗结合在一起的共同因素，这表明它们虽然有所不同，但却并不相互矛盾。美德是与骄傲的战争，美德将见证我们取得最后的胜利。在这个伟大的真理中，我们充满了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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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我所说的基督教国族主义的道德多数派传统中，并非所有基督教国族主义作家都是道德多数派的正式成员。我所说的“基督教国族主义的道德多数派传统”指的是论证美国是作为基督教国家而建立的这一观点之著作，我在我的书在我的书 One Nation Under God? An Evangelical Critique of Christian America (Eugene, OR: Pickwick, 2011) 中称之为“基督教美国论”（Christian America thesis）.
[2] Peter Viereck, Conservatism: From John Adams to Churchill (Princeton: Nostrand, 1956), 11.
[3] 我认为存在着一种异教式的国族主义，正如沃尔夫所说。参照 John D. Wilsey, "Progressive Nationalism," Public Discourse (February 2, 2022), https://www.thepublicdiscourse.com/2022/02/80366/.
译：DeepL；校：Jenny。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To Study History, Exercise Virt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