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迈德（Ahmed）是一位海湾阿拉伯人，他听见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悔改并信了主。阿拉伯海湾地区的穆斯林归主极为罕见，因此西方宣教士们兴奋地与他建立了友谊，给予他鼓励，并带领他做门徒。然而，他们却没有把他引向一间地方教会。虽然他们私下与阿赫迈德相交，但他却：
阿赫迈德受到的教导使他相信，作为一个“未得之民”的一员，他是个例外——一个没有教会的基督徒。于是，他只能在没有神子民陪伴的情况下，独自面对基督徒生活的艰难与沮丧。
二十年过去了——那些宣教士早已离开，返回美国。阿赫迈德在属灵上只能孤军奋战。
为什么从一开始，阿赫迈德就没有被纳入地方教会的生活，不论是阿拉伯语或英语教会，公开的或是“地下”的教会？宣教士们可能会说，这是因为安全风险，或者为了保留一种纯粹的本土化的海湾阿拉伯基督教表达，这样将来有更多当地基督徒可以加入他；或者干脆认为，那两三位宣教士就是他的教会（虽然事实并非如此）。问题在于，这些宣教士对信仰的理解过于个人化。
现代宣教常常淡化教会的地位。宣教学永远是从属于教会论的。我们对教会的理解，必然会影响我们如何实践大使命。而这对像阿赫迈德这样的人而言，至关重要。新归信的人不需要私人辅导，他们需要的是教会。
别误会，我并不是说所有宣教士都如此，仍然有许多人在艰难处境中，忠心作见证，并按圣经牧养神的子民。但在过去几十年里，宣教的整体趋势却是以牺牲教会为代价，转而追随实用主义和极简主义。
为什么现代宣教正远离健康的教会？原因往往在于：
（这并不是要批评所有宣教机构或福音机构组织。技术性的专长确实必不可少，尤其是在前线宣教的领域。例如，Radius International 就在语言学、文化等方面提供了极其关键的宣教预备训练。但问题是，近年来许多教会过于乐意把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全都推给别人。）
大卫·魏尔斯（David Wells）一针见血地指出：“无形的教会被高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有形的教会，在其地方性的存在中，却失去了意义和在基督徒生活中的地位。”[1] 没有地方教会，宣教士往往会过早离开禾场，而他们所带领的门徒也常常因此枯萎凋零。
在九标志的“以教会为中心的宣教”系列中，我们不断强调：宣教与教会不可分割。不论一个人的宗教背景如何（犹太人或外邦人），新约都严肃警告信徒不要“停止聚会”（来 10:25）。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那些受苦的犹太信徒时，他并没有叫他们偷偷躲在犹太教里，而是呼召他们：“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来 13:13）。走向“营外的基督”，就意味着走向祂所聚集的百姓。
如果宣教不是以教会为中心，那为何保罗要在宣教书信里花如此多的篇幅讨论领袖的资格、教会的架构与运作？因为教会正是全球福音事工的发射台，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 3:15）。
第一，教会的聚集。
忽视与神子民的聚集，不仅是不顺服的表现，更是错失蒙祝福的机会。神的赐福不仅临到个人独处的时刻，也临到群体公开的聚集（参徒 2:1，4:31，10:44）。初代教会愿意付上代价来公开聚会，正如魏尔斯所说：“他们显然是在危险中聚会，但他们确实聚会了。正是在他们的聚会中，外人看见了神救赎工作的真实。”[2] 然而，今天在一些宣教圈子里，教会聚集却被视为可有可无，甚至被劝阻！
“局内人运动”（Insider Movement）常常鼓励那些信主的穆斯林继续留在伊斯兰宗教体系里，照样去清真寺、背诵穆斯林祷文和信条，只是在暗中跟随基督。局内人运动的支持者声称，放弃原有的宗教身份既危险又不必要，因此他们反对参与教会生活。无需公开承认信仰——穆斯林可以继续是穆斯林，印度教徒可以继续是印度教徒。（他们说）关键不在于与神子民聚集，而在于内心私下的虔诚。一位局内人运动的支持者甚至解释说：“基督呼召人改变内心，而不是改变宗教。”[3]
局内人运动的结果是：人们可以自称“基督徒”，却规避了受逼迫的可能。但耶稣早已警告门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约 16:2）。耶稣预设跟祂的随者会公开地与祂站在一起，并因此常常遭受逼迫。耶稣还警告说：“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可 8:38）
我们难以想象先知以利亚会支持局内人运动，并“呼召巴力的先知去敬拜耶和华，却鼓励他们在自己的庙宇、祭坛，按照他们的异教方式去敬拜”。[4] 恰恰相反，以利亚责备那些摇摆不定的人：“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力是神，就当顺从巴力。”（王上 18:21）
当然，这并不是说信主的人必须立即参加明显的“地上”聚会。在某些环境里，他们或许需要更隐秘地参与“地下”教会。但加入地方教会绝不是属灵选项中的一种，而是跟随耶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第二，无论文化背景如何，都要坚持讲道和教导。
忠心的讲道在不同场合会有不同的样貌——八人在客厅聚集，和三百人在教堂里聚会，形式不尽相同。但目标始终如一：解明经文的意义，并使听众领受神的话语。牧者藉着讲道喂养群羊，群羊得饱足而成长，成长又结出传福音的果子。
有位宣教士在早餐时，分享了他的团队在北非一个封闭国家的新策略。他欣喜于能在当地开展十多个“发现圣经学习小组”。但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小组里没有一位基督徒。他与其他宣教士刻意保持距离，因为他们遵循一种现代策略：认为“与未得救的人交往时，必须避免自己来解释圣经。若我们这样做，就成了权威，而不是让圣经本身作权威。”[5]
然而，耶稣亲口说过，如果我们不去教导，就没有遵守大使命（太 28:20）。强调圣经的权威高于传道者的口才或故事技巧固然正确，但讲道和教导绝不是圣经权威的竞争者。讲道的本质，正是宣讲神话语的权威信息，以使听众得救。
我曾听到有人批评说，解经式讲道太“西方化”，不适合中东、中亚等以讲故事为主的文化。但别忘了，解经起源于东方！早在基督降生五百年前，祭司和文士就向男女老少诵读神的话：“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尼 8:8）。这种方式传入犹太会堂，最终延续到初代教会。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读经后，也坐下来讲解（路 4:21）。使徒保罗在地中海的会堂同样“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徒 17:2）。今天我们也必须遵循这一圣经模式。
第三，圣礼。
当教会忠于圣经，并由真正重生的信徒组成时，教会就能成为福音的真实见证。而这种见证，部分是借着圣礼而显明的。
洗礼
随着新约教会的扩展，受洗始终是新信徒的标志性步骤。彼得宣告：“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徒 2:38）。几节经文之后，三千人受洗并“加入他们”。当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时，他假设所有信徒都已受洗（罗 6:1）。浸入到水中不仅象征着罪得洁净，更象征与基督在祂的死、埋葬和复活里联合（罗 6:3–4）。洗礼是进入教会的标志，是通往教会的门。
在多神崇拜的印度教背景下，对耶稣表现出兴趣通常并不会引起太大争议。毕竟，印度教承认数以百万计的神明。但真正的关键点——不可逾越的界线——在于洗礼。一位在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城市服事的印度牧师指出：“他们直觉地知道，洗礼意味着效忠对象的转变。” 迫害往往不是在归信时发生，而是在受洗之后爆发。正是在这时候，神的子民尤其要在患难中扶持新信徒。
然而，当今有些宣教士质疑洗礼的必要性。有人指出：“在印度有数百万人敬拜耶稣，但他们不愿意受洗，因为他们不想被视为加入西方阵营。” 在他看来，洗礼是一种“文化自杀”，要求信徒“放弃他们的印度教徒身份”。[6] 但我们没有权柄篡改或削弱耶稣的命令（太 28:19）。宣教士必须教导新信徒受洗，并加入传讲福音的教会。
主餐
如果说洗礼是进入地方教会的门槛，那么主餐就是会众持续显明身份的标志——既对内也是对外。主餐划定了界限：谁属于耶稣并委身于祂的身体，谁不属于并未委身。主餐绝不是西方的产物，而是耶稣亲自设立。正如洗礼一样，主餐本质上是反文化的——要求信徒公开表明自己属于神国的文化，与世界区分开来。[7]
即便在宣教前线，主餐也不可或缺。早期教会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并擘饼（徒 2:42，20:7；犹 12）。教会纪律会把不悔改的罪人排除在主的桌子之外，也就是排除在成员身份之外。一位叙利亚牧师曾说：“这在我的文化里行不通。” 但事实上，教会纪律在任何文化中都不受欢迎。然而，既然主餐是耶稣的家宴，那么只有家人才能参与（林前 11:27）。宣教大会、青年营会、小组、婚礼——这些场合都不是举行主餐的地方。因为主餐，与洗礼和真实的讲道一起，构成了教会的本质。
可惜的是，许多当代宣教士忽视了主餐。即便当地信徒已经聚集敬拜，有些人仍将主餐视为过于“教会化”或“西方化”而弃之。也有人因没有正式按立的牧师来主持而搁置。然而这样做，实质上就是忽视了耶稣的命令：“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
洗礼与主餐都位于大使命的核心。它们是福音的具象化——“可见的道”。正因如此，保罗才写道：“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林前11:26）
我们对教会的理解，决定了我们如何履行宣教使命。没有任何机构或福音机构能够取代教会的角色。在世界的每一个大陆、每一种处境中，普通的地方教会才是那一位又一位忠心见证人，最终要在主耶稣再来之前，持续推进并守护福音真理。
本文摘自约翰·福尔马（John Folmar）与斯科特·洛格登（Scott Logsdon）所著的《在宣教中优先考虑教会》（Prioritizing the Church in Missions）一书，2025年，经十架路出版社（www.crossway.org）授权许可使用。
* * * * *
1 . 魏尔斯（David Wells）著，《勇守真道》（The Courage to Be Protestant ），英文版 214 页。中译本由改革宗出版社出版。
2 . 魏尔斯，《勇守真道》，英文版 215 页。
3 . Stan Guthrie, Missions in the Third Millenium: 21 Key Trends for the 21st Century (rev. ed.) (quoted in Garner, “High Stakes,” 254.)
4 . David Garner, “High Stakes: Insider Movement Hermeneutics and the Gospel,” Themelios 37, no. 2 (2012): 267.
5 . David Watson and Paul Watson, Contagious Disciple-Making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2014), 149.
6 . 布拉德·吉尔（Brad Gill,），“2015年3月22日——上午礼拜——宣教大会讲员”， 圣约翰第一浸信会，2015 年 3 月 22 日，引自查德·维加斯 [Chad Vegas]和亚历克斯·科曼[Alex Kocman]，《照着圣经宣教：神学与宣教如何同行》（Missions By the Book: How Theology and Missions Walk Together）（Cape Coral, FL: Founders Press, 2021），第 58 页。
7 . Vegas and Kocman, Missions By the Book, 69.
译：DeepL/STH；校：JFX。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What Is Church-Centered Miss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