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基督徒现在有种沉重又真切的感觉，即我们不仅处在一个文化倾颓的时代，而且倾颓正在加速。若真如此，基督徒该如何祷告呢？
事实上，我们可以从殖民地时期的先辈那里学到关于祷告的一个功课：也许上帝并不关心我们在道德改良上所做的努力，而更关心我们的心归向祂。
新英格兰清教徒是“倾颓叙事”大师，或者说他们认为情况一直在变糟。清教徒发明了一种讲道方式——“哀歌式讲道”（jeremiad），以哀悼人们犯下的种种罪行。他们效仿旧约中的先知，警告人们上帝的审判即将来临。到 16 世纪晚期（马萨诸塞州成立于 1630 年），清教徒讲道的主要内容就是指明人们的过犯并指出他们如何从起初的爱中堕落了。
最初的清教徒定居者带着同一个愿景来到这里——希望建立以敬虔的圣经原则为基础的社会和教会。他们希望能够摆脱英格兰的腐败和暴力，在新英格兰（即美洲大陆东北岸——译注）的森林中建立一个合乎圣经的联邦制国家。几十年过去了，新英格兰后代中的一些人对创始人的志向越来越不感兴趣。1660 年代，许多新英格兰人不再具备成为教会正式成员的资格，因此牧师不得不制定了一个“半途盟约”，允许未归信的父母仍然可以让他们的孩子受洗。
随着时代前进，倾颓的迹象随处可见。人们似乎更喜欢商业和娱乐，而不是敬虔的生活（这个问题很早就存在于美国历史当中了！）。自由主义（或至少是反加尔文主义）神学在哈佛（原本是新教牧师的培训学校）教师中大行其道。事实证明，16 世纪 70 年代的菲利普国王战争（King Philip’s War）是美国殖民史上最具破坏性的一场战争。从 16 世纪 90 年代开始，新英格兰人与加拿大的法国人以及法国在美洲原住民中的盟友开展了一系列残酷的战争。1692 年发生了悲惨的塞勒姆（Salem）女巫事件，这是法律上的耻辱，也是撒但在马萨诸塞州肆意吞吃灵魂的又一迹象。
衰落起初，促使牧师呼吁改良。迈克尔·维格斯沃斯（Michael Wigglesworth）的诗歌《上帝与新英格兰争辩》（“God’s Controversy with New England” (1662) ）是清教徒用即将到来的审判提醒众人需要悔改的完美表达。他从上帝的角度警告新英格兰人：
你们的罪孽重压着我，如同禾捆装满了车
为此，我将使祸患降临你们头上
除非，你们幡然悔悟、痛改前非
我不会延迟你们的痛苦和重罚。
但对悔改和道德改良的呼召似乎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也许这些劝诫过于关注在面对倾颓、清教徒自己能做些什么上了。
到了 1670 年代，一批新的清教徒牧师——也许是美国第一批“福音派”牧师——做出了微妙但关键的转变。对这些牧师来说重点不再是改良而是复兴；不是人们在道德上的努力，而是上帝的救赎大能。
马萨诸塞州韦茅斯（Weymouth）的牧师塞缪尔·托雷（Samuel Torrey）开始引导新英格兰人要超越靠自己力量改良，而是关注圣灵在引导归信方面的工作——这必然能带来圣洁的生活。菲利普国王战争后不久，托雷告诉人们，这场毁灭性的冲突说明道德改良的“所有常规方式”显然都没有奏效。托雷坚持认为，“时候到了”，所有人都应该“凭着祷告的信心寻求主，直到祂降临，使公义如甘霖降在我们身上”。在实现上帝伟大工程的过程中，基督徒可以发挥的积极、主动作用就是顺服地祷告，承认他们无法改良或拯救自己或社会。
这种以上帝为中心的复兴神学在约拿单·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的家中具体地体现了出来。
首先是爱德华兹的祖父、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Northampton）的牧师所罗门·斯托达德（Solomon Stoddard）。在第一次大觉醒之前，斯托达德是第一批在教会中带领会众复兴（或称“收割”）的牧师。他提醒其他人，只有靠着圣灵的大能才会有这样的收割——即大量的人在同一时间经历归信。斯托达德宣讲：“主的灵必须浇灌在人们身上，否则就不会有宗教复兴”。
约拿单·爱德华兹的父亲提摩太·爱德华兹同样在大觉醒之前经历了四、五次以教会为基础的重要复兴，其中一些对约拿单·爱德华兹本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证据表明，在 17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许多牧师和平信徒都接受了祈求圣灵浇灌的呼召。对他们来说，倾颓并非不可避免。然而只有上帝才能扭转倾颓的势头。
终于，在 1734-1735 年，爱德华兹所在的北安普顿经历了信仰的觉醒。爱德华兹写道：“所有人似乎都非常在意永恒中的救恩。”爱德华兹对这场复兴的记述——《神奇妙工作的忠实记述》（A Faithful Narrative of the Surprising Work of God）——在英国和美国都大受欢迎，这给了我们一个暗示，即一场比地方教会更大的收割正在萌芽。
随后，英国传来了年轻的加尔文主义圣公会传道人乔治·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取得巨大成功的消息。怀特腓在见到爱德华兹本人之前很早就知道了北安普顿的复兴，他富有恩赐的讲道和对救恩带来“新生命”的关注吸引了伦敦数以万计的听众。1739 年怀特腓来到美国，开始了第一次巡回演讲。英国和美国成千上万的人通过他的讲道归信了主，他在讲道中坚持救恩来自于神而非人的作为。
1740 年秋天，怀特腓在新英格兰的美国之行取得了最为丰硕的成果。10 月，他在那里实现了多年的愿望——他见到了爱德华兹，并在北安普顿的教会讲道。他应爱德华兹的邀请而来，爱德华兹希望这位布道家“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也能再次唤起火焰”。爱德华兹认为，英国和美国的新复兴可能预示着“上帝大能和荣耀恩典的曙光”。
爱德华兹注意到在怀特腓讲道时，会众“格外感动”，几乎每个人都流泪了。爱德华兹本人也深受感动。怀特腓说：“亲爱的爱德华兹先生在整个讲道过程中一直在流泪。”这是伟大觉醒运动中两位最伟大领袖的一次非同寻常的会面，也是许多人多年来一直为之祷告的大规模复兴的焦点。
从以人为本的改良到以上帝为本的复兴，这一转变打破了清教徒倾颓和绝望的旧循环。怀特腓、爱德华兹和一大批新福音派牧师证明了圣灵能够使英国、美国人民的心归向上帝，无论从人类的角度看当时的时代是多么暗淡。
编注：点击阅读约翰·派博的相关文章《当代美国与祷告的呼召》。
译：DeepL；校：Jenny。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Colonial America and How (Not) to Pray Against Cultural Dec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