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与链接：I Was a Pragmatist

翻译：张金星

嗨，我是杰拉米。我是个悔改中的实用主义牧师。

17年前我从神学院毕业，然后大约过了两年我成为了马萨诸塞州辛翰市南岸浸信会的主任牧师。神学院让我有了坚实的神学根基、锋利的解经工具、扎实地掌握了圣经主线。那学业支持着我的事工，直到今日。

但是除了我的学业之外，我开始从事牧养工作时，少了些非常重要的东西：在地方教会的事工中基于圣经的方法。我没有提姆·凯勒称之为神学视角的东西：那种将一个人的教义信念同一个人日复一日的事工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教牧哲学。[1]

嗯，那并不十分真确。事实上我确实有神学视角啊，尽管是下意识的。相同的教牧哲学成为了许多牧师的默认定位。我曾是个实用主义者。

实践中的实用主义

让我来定义一下我说的“实用主义”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教会可以用有效的方法来得人归主，训练门徒，增长教会，或者建立国度等的方法。只要其动机不那么明显地有罪，一个教会可以采用达到引人归向基督的“起作用的”任何架构、程序或者策略。

这意味着资助青年宣教之旅不会出现弟兄事工中的啤酒聚会或者庞氏骗局之类的事。但是，除了像那样的可疑项目之外，教会事工只受其创造性的限制。只要你同意核心教义的短短清单，或者少量合乎圣经的目的，福音事工实际搞成什么样子就是你说了算。

实用主义者有像这样的箴言：“教会的方法在改变，但是它的信息一直保持相同”或者“没有一条正确的路来使教会生长。”像很多箴言说的那样，那些说辞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是对实用主义者而言，这都是些办企业式的动员口号、以结果为导向、无论用什么方法来“运作教会”。

在我服事的头七年里，实用主义充当了操作系统的角色。我在那平台上运行着许许多多不同的事工应用程序：戏剧、第三场崇拜聚会、咖啡屋，以及当然还有许多许多程序。如果有人有事工的想法并且有精力去带领，我会倾向于支持，因为，嘿，这可能管用啊！我并不是说所有这些事工的倡议都不好，或者说教会不让那些新想法发出声音，或者说我们不该热衷于接触人。不过这么多教会中的程序的大杂烩正是实用主义神学视角的反映。

事工的头七年里，教会人数稳步增长。人们来信主，也积极参与到其中。无论我们做什么看上去都挺成功的。这是最重要的，对吧？然而即使教会有成长，我心里另外一些东西竟然也渐渐长大：关于我们如何运作教会那挥之不去的不满与失望。

满满的教堂，空空的牧师

尽管我们教会看上去明显成功，但实用主义却把我掏空并且迷失得无所适从。这种教会事工的模式使之越发空洞。回首过往，其中的几个原因在我看来源于实用主义的一些固有弱点：

实用主义把人累得筋疲力尽

首先，实用主义把人累得筋疲力尽。做个实用主义者可是要干好多活儿的。你不得不跟上潮流了解事工的最新趋势、阅读最新的指南书籍，并且参加那些最成功的教会的各种会议。

你还必须对教会内外人士把脉，从而来理解什么能和他们取得联系。咱们就甭提每隔几年改变一下教会样式这事儿有多么地耗尽精力了。实用主义牧师必须身兼组织变革大师、身兼文化分析师及未来派专家、身兼销售员、身兼创业专家（植堂者）。这一切都让我灵魂疲惫。

实用主义以人为中心

此外，实用主义以人为本。我在至少两方面发现真是这样。首先，不可避免的聚焦结果意味着要专门盯着人们随时的状态。他们有没有来？留下来了没？改信别的了？给予？参与？或者服事？如果是的话，那么继续做你在做的，因为这样有些方面管用啊。

当然好的教牧关系里包含谦卑地聆听会众。但是实用主义使得我超越了牧师的敏感性以至于变成惧怕人。相反地，它没有带领我进入到敬畏神的神学思考中。

其次，实用主义事工趋向以人为本的方式表现在为成功人士庆祝喝彩。那些牧师已经破解了联系婴儿潮一代或千禧年一代或后现代都市人成群结队去找他们寻求帮助的密码。即使在地方层面，当牧师们经常凑在一起就难免想知道：一、谁在这群人当中已经把事工搞兴旺了；二、那些牧师都做了些什么以至于效果这么好。

实用主义是主观的

最后，实用主义是主观的。实用主义建立在令人不安的相对主义上，根基简直是随心所欲。为什么教会应该按我的想法来办而不是别人的呢？难道只是因为我是主任牧师吗？为什么要按这个畅销教会的模式来而不用那个畅销教会的模式来？我们又怎么定义“成功”，或者知道什么时候有些东西“管用”了？谁设置了那些度量标准又有何依据？有时我有不详的预感，觉得自己做事工时就跟着随波逐流了。

就在我眼皮底下

在头一个七年的末了，我的教会慷慨地给我放了一个为期三个月的长假。我告诉长老们打算花点儿时间寻找让我们教会成长的“正确模式”。我计划在全国拜访十几个教会然后找到最好的那个事工样板。这是最终的实用主义者朝圣之旅。

但是没有找到去模仿的合适教会，我却在休假时找到了其他一些有用的：圣经。

另外令人惊讶的是，我发现圣经其实真的有许多地方在讲如何运作教会，远比实用主义者们想获得的还多。圣经不止给我们核心教义和几个总体事工原则。它画出了一个地方教会事工强大的神学愿景，以福音为中心，这具有非常实际的意义。

于是开始一个缓慢的学习，不要问，“管用吗？”，而是问这样的问题，“圣经讲过这个吗？”以及“福音应该如何塑造这个决定？”在过去的七年里，我已经重新给自己编了一遍程序，来以神学的角度思考地方教会事工。

对我们来说，在实践中有什么看上去是有圣经和神学的视角呢？看上去应该是把解释传讲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议程中最首要的。这意味着我们的长老从一个董事会董事的模型过渡到牧养的心态。这已经看上去好像两场崇拜仪式采用单一混合的风格来反映我们看到的圣经所强调的合一。（至少对我们而言）这意味着我们的建造项目从一个健身房渐变到圣所。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当口，我们的长老和教牧工作人员因为继续在主日早上作两场崇拜还是合并成一场而彼此争执。与其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列出一场崇拜与多场崇拜的优缺点清单，我们还是来看看圣经里关于会众的本质是怎么说的。我们能否作为一个身体却不聚集？一个教会大家庭却不作为一体而聚集？或者一群在交通中却不一起领圣餐的子民？对于一个地方教会来说，这在圣经里意味着什么呢？

哥白尼式的革命

这次关于圣经视角方面的重新认识已经深深地改变了我的事工。我不再感到是实用主义中的沧海一粟，而是使用圣经作为六分仪来绘制一段行程的航海图。人们的反应不再会让我不知所措，因为我看到基于神学基础的事工决定会走向何方，当人不高兴的时候让我信靠神。但是让所有人最满意的是，神和祂的话语已经变成了我事工以及我们教会生活的中心。打开圣经问：“神关于他的教会不得不说的是什么？”是件多么敬虔的事啊。

致试图搞明白事工是怎么回事儿又陷在挣扎中的牧师同伴们：鼓起勇气，因为该有的智慧会有的。而它从敬畏主和他的话语而来。

[1] 提姆·凯勒著《中心教会》（大激流城，密歇根州: 荣德绾出版公司，2012年）第17-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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