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标志”邀请美国海外的几位牧师回答这个问题：在你的环境中，你认为自己是文化斗士吗？为什么是或为什么不是？
以下是他们的回答。
作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个国际英文教会的牧师，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文化斗士。对于基督徒牧师来说，为支持或反对某些文化价值观而战，这个目标太低了。我的职责不是寻求改变文化，而是忠实地宣讲和应用圣道，圣道将一直与文化中的偶像对抗。
尽管我不认为自己是文化斗士，但我熟悉、深切关注并意识到福音要求我与文化发生冲突。虽然文化在这个堕落的时代有不同的形式，但教会将始终身处反福音的文化之中。
但是，文化并不是靠立法或法规来改变的，而是通过改变敬拜和事奉受造物而不是造物主之人的心而改变的（罗 1:25）。我们在争战。使徒保罗明确指出，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因为我们“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弗 6:11-12）为了赢得这场战争，我们并不是用世上的兵器作战，而是依靠圣灵的能力。
作为一名牧师，我蒙召牧养神的群羊（彼前 5:2），这意味着我有时蒙召要教导那些主托付给我照顾的人，带领他们进入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中。通过宣讲圣道、祷告和忠心的劝勉，装备我的会众参与这场争战。他们使用的武器，以及他们参与的目的和态度，都非常重要。然而，我们的使命是为复活的主基督作见证，并使人成为我主的门徒，无论主把我们安置在哪里。这最终将对所有文化产生最大、最持久的影响。
作为阿根廷一间教会的牧师，我在处理社会问题时的第一条经验法则就是记住我们身在何处。在社交媒体将我们与世界各地的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时代，我们有可能会误用“着眼全球，在本地行动”的格言。社交媒体推动了辩论。
我们的问题是，在我们改革后的亚文化中，美国的声音往往会淹没世界其他地方的声音。在阿根廷，我们和美国一样面临着许多罪恶文化的问题。虽然，文化地图和历史时间线并不相同。如果因为美国的一位牧师进入了一级戒备状态，我们就跟着这样做了，那我们可能就错了。
我们发现，我们能做的最好之事就是继续传讲福音，在教会生活中应用圣经原则，并牢记我们蒙召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在这个特定的文化中作光作盐。
我不确定我对“文化斗士”的理解是否与你相同。在我居住的中国，公民没有宗教自由，也没有发言权。当局严格执行单一的意识形态，因此基督徒很难——哪怕冒着风险，将基督教价值观带入公共对话中。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很难认为自己是一个文化斗士。然而，基督教信仰是一套整体的世界观。每一种文化都应该按照圣经文化进行改革（罗 12:1-2）。从这个角度来看，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在自己的文化环境中成为文化斗士，包括我这个本地的华人牧师。
我努力帮助我的会众在当前的文化混乱中保持清醒。我不会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表我对文化的解读或为基督教文化辩护。但我经常通过电子邮件给我的会众写牧函。
每周二上午，我都会研究一个热门话题、一个公共问题或一个令人困惑的中国传统，并尝试用圣经的世界观来重新解释它（受莫勒的播客《简报》的启发）。我的祷告是，每周的文化对话能够补充每周的讲道，装备我的会众在他们的社区中活出符合圣经的文化。
“文化斗士”这个词意味着不同群体之间在社会和文化信念上存在分歧。但我在瑞典牧会，这意味着我这间真福音教会是少数派中的一员，而这个少数派是如此之小，几乎不能被视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群体。在这个世界上最世俗、最个人主义、最女性化的社会里，几乎没有人知道什么是保守的福音派，更不用说关心我们的想法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很难认为自己是一个文化斗士。
然而，我看到有两个趋势正在抬头。第一个趋势是我们的文化中保守主义思想略有抬头，这种思想从圣经中汲取营养。如果说瑞典最近几十年都以新浪漫主义为特征——以个人情感为真理的标准，那么我们现在可能正在经历新文艺复兴的第一缕微风，传统价值观有时会重新出现。有一则轶事，我最近向一位陪孩子踢足球的爸爸解释了互补主义。出乎意料的是，他并没有立即把我当作一个压迫女性的人。这还只是地平线上的一抹微光，但却令人鼓舞。
另一个趋势则不那么令人鼓舞。我国绝大多数所谓的福音派人士拒绝就堕胎或同性婚姻等问题发表意见。他们对于形态论（modalist）对三位一体的观点也不以为意。同样是这些“福音派”人士，对像我这样相信上帝赋予男性和女性在教会中不同角色的人，他们会嗤之以鼻。随着我们这个微小教会的植堂运动因上帝的恩典而取得进展，那些花最多时间试图打击我们的人将认为他们是在服事上帝。
译：DeepL；校：Jenny。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International Pastors on Culture War—Why or Why N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