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福音派从一系列的复兴中产生，这些复兴于18世纪3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期间发生在美国和英国，并在当代运动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约拿单·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和乔治·怀特腓（George Whitefield）等人的事奉期间，神在新英格兰兴起了惊人的工作；在世纪之交，这工作让位于卫理公会和浸信会在美国西部大开发前沿前所未有的教会指数级增长。与此同时，其他宗派和教派沿着殖民地海岸以及在初生的美国的其他地区扩张。这让我们很难清楚划分第一次和第二次大觉醒。
在第一次大觉醒期间，爱德华兹很谨慎地去做出一种平衡，既使复兴时期的情感表达和外在表现合法化，又不至将它们作为这场运动的衡量标准。但到了19世纪20年代，复兴主义开始取代这种谨慎的平衡。
复兴主义绝不是铁板一块。尽管如此，它还是有很多一致的标志。下面我将提出六个标志：逆向工程、对名人的个人崇拜、对高质量工作的依赖、情感操纵、对归信的简化观点，以及不充分的教会论。这个清单当然不是详尽无遗的；然而，我的目的是要用第一个和第六个标志作为总括，来表明复兴主义的内在关联，希望能证明复兴主义的诱惑并没有消失。
复兴主义的核心是想要“复原”的冲动。在19世纪上半叶，这意味着人们希望能永远经历大觉醒开始的几十年间发生的神的工作。复兴主义相信，人实际上可以使这样的事情发生。结果，讲道人试图重新创造产生过自发复兴的条件和结果。与这种复兴主义关系最紧密的人就是查尔斯·芬尼（Charles Finney）。
芬尼和其他复兴主义者看到，受欢迎的讲道人（想想弗朗西斯·阿斯伯里 [Francis Asbury] 或巴顿·斯通 [Barton Stone] ）、周密的计划（怀特腓对印刷媒体的使用）以及情感和身体的表现（如爱德华兹的《宗教情操真伪辨》一书中所描述的），可以用来对灵魂的归信产生巨大影响。虽然芬尼从未否认恩典的必要性，但他教导说，复兴不是一种神迹，而是一种人的工作。它是正确地使用方法的结果。他采用的方法后来被称为“新举措”（"new measures"），其中包括公众传媒广告，长时间的复兴聚会，为未得救之人公开提名祷告，以及最臭名昭著的“决志席”。
芬尼的激励原则是，复兴是基督徒的责任。神已经规定了方法，如果信徒单纯地使用给他们的工具， 灵魂就会得救。复兴不是什么神圣和奥秘的事；相反，通过研究过去的复兴，界定其中的要素，然后把这些要素付诸实践，就能积极地设计出复兴来。芬尼从纽约州北部到俄亥俄州实行他的复兴主义。他留下了有影响力的传承，即使今天多数基督徒从未听说过他。
复兴主义往往围绕着知名的传道人，受欢迎的人，甚至是名人。这并非没有先例。成千上万的人前去听怀特腓讲道，只是因为讲道的人是怀特腓。认得阿斯伯里的人可能比美国任何一位开国元勋都多。
但随着向复兴主义过渡，情况起了变化。面对批评和争议，芬尼极力为他的新举措辩护。在他心目中，这些举措成为真正复兴的精髓，以至于他的事工渐渐被等同于复兴。这意味着任何的警告，甚至是来自他的朋友的警告，都会被视为人身攻击。他拒绝听从任何试图缓和他的方法的努力。一位同时代的人，伊丽莎白·布锐纳德（Elizabeth Brainerd）谈到他的事工时说，“起初，所有人都惊奇地站着，荣耀神。最后，那些心智不健全、对圣经真理认识贫乏的人开始荣耀芬尼先生。对他们来说，很明显是他引发了复兴，使灵魂归信。”
在他的回忆录中，芬尼本人做了一段透露真心的回忆。他回想起那些对他的做法持谨慎态度的年长牧师，他写道，“他们的反对从未让我感到羞愧，从未让我相信我在教义或实践上是错的，我也从未因为他们的反对而在开展复兴运动上做出丝毫的改变。我认为我是对的。我现在仍然这么认为。我认为他们的反对是无礼和傲慢的，对他们自己和神的工作都是没有必要和有害的。”复兴主义的事工中通常出现的情况是，缺乏责任感，不愿意被纠正，以及将个人与神的工作等同起来。
复兴主义常见的标志是，在实施复兴的方法时依赖专家和专业性。为什么要强调卓越呢？因为如果成功取决于人使用正确的方法，那么一切都必须做得恰如其分。芬尼在美国的事工是这样，在大西洋彼岸也是这样。
在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自发复兴渐渐衰弱，并转向了人为安排的复兴。有一些人狂热地推崇芬尼的方法，尤其是年轻的牧师。像詹姆斯·考伊（James Caughey）等经验丰富的传道人，带着他们屡试不爽的方法，在不列颠群岛开展巡回事工。1859年，摩根（R. C. Morgan）创办了一本名为《复兴》（The Revival）的杂志，作为推动这一努力的先驱。有计划的复兴活动成为常态，以至于当真正的复兴在苏格兰的霍普曼村爆发时，那里的报纸不得不做出澄清，刊登“没有人试图‘搞’这个运动”来表明他们所经历的并非人为。
复兴主义采用讲道和祷告以外的策略来推动情感。在芬尼的事工中，包括意在警告的语言，以及在私下聚会中迫使个人为失丧的人公开提名祷告，甚至包括直接在讲坛上对特定的人讲话。前面已经提到，芬尼最臭名昭著的武器是“决志席”。
可能还有其他标志着归信的身体姿势，比如站立、跪下，或讲坛呼召，但决志席，也称为“悔改座位”，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它是这样运作的：在聚会的中心放置一张长凳或一些座位，在讲坛附近的整个会众都能一眼看到。当人们预备好降服于基督时，就会来到这个区域。他们一到，就会接受强烈的代祷和劝勉。已经归信的人会环绕着他们。通常，有唱诗、哭泣、认罪和圣灵的有形显现。用芬尼的话说，这个做法的全部目的就是让未归信者“被推到要立刻降服于基督的地步。”
总而言之，对上述一切的依赖暴露出了其背后的归信观念，不幸的是，这种观念与耶稣所说的“重生”相去甚远。如果复兴是人为的结果，就暗示重生也必然可以用类似的术语来解释。问题就不在于恩典的必要性，而在于恩典的首要性。神在救恩中是否有主权，还是说他只是广泛地提供救恩，而个人的命运最终由他们自己决定？
拿但业·泰勒（Nathaniel Taylor）是一位声望颇高的神学家，他试图将当时方兴未艾的加尔文主义与第二次大觉醒的复兴主义结合起来。他是芬尼特色复兴主义的热心捍卫者，这必然导致他把传统的加尔文主义改变得面目全非。尽管泰勒在耶鲁担任公理会牧师和教授，但他被指控为阿米念主义和（更糟糕的）伯拉纠主义——而且这指控并非没有根据。泰勒否认人的堕落，替代性救赎和自由意志之上的神的主权。
对于泰勒和其他复兴主义的倡导者来说，归信确实取决于个人。这样的决定可以通过一些外在姿势显示出来，比如跪下或前往决志席。归信不是神超自然地加给的恩典，而是任何真的理解基督教信息和基督徒生活并为之吸引的人都能自然决定的事情。
在复兴主义中，公开的露天布道和帐篷聚会取代了地方教会。就其本质而言，复兴主义的眼界超越了普通的蒙恩管道。它意味着超越，超越神的日常工作。最后，我们所看到的所有标志最终都是对普通地方教会事工力量和中心地位的轻视。
复兴主义提出了一个问题：个人到底是被拯救到哪个共同体中？第二次大觉醒的过激之处，特别是它对宗派形式的矛盾态度，为慕迪（D. L. Moody）和桑奇（Ira Sankey）这样的无宗派传道人的出现预备了道路。讽刺的是，在19世纪中后期，对地方教会的不尊重，催生了众多自称是真正宗教先驱的宗派和激进教派。
说到底，归信不是基督徒生活的高潮，而是起点，是通往荣耀之路的第一步。然而，在这路上，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对强烈情感时刻的记忆。我们需要地方教会。地方教会是一个共同体，在洗礼时确认一个人的认信，并继续通过主餐来不断确认它。教会为门徒训练和成圣提供了共同体环境。
以上是对复兴主义的介绍。简而言之，它坚持的是一系列错误的假设和前提。你今天看到这些标志了吗？
翻译校对：无声宏扬。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Six Marks of Reviv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