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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国族主义的多面性

就在一年多之前(本文写于 2023 年 4 月——译注),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和 1 月 6 日美国国会大厦骚乱之后,名为“基督教国族主义”(Christian Nationalism)的浪潮冲击了美国主流文化。许多书从历史和社会学角度探讨了这一现象。它们告诉我们基督教国族主义是多么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仇视同性恋、右翼,乃至是背离基督教信仰的异端邪说。我们关于基督教国族主义的全国性对话已经成为了主流,这是对所谓“特朗普时代”的回应。

但国族主义——尤其是宗教国族主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也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术语来理解。它具有多面性,来自于不同意识形态,并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发展而变化。它既体现在政治方面,也体现在宗教方面。自从这块殖民地建立以来,美国人就一直参与创造复杂而有争议的国家性。他们对国家的愿景一直存在分歧,有时表现为忠诚派反对爱国派,汉密尔顿党反对杰斐逊党,联邦党人反对邦联主义,种族隔离派反对融合派。我们为什么要感到惊讶呢?这种国家身份认同的创造过程一直都在进行。

美国历史展现了国族主义的复杂性。当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热议基督教国族主义时,却忽略了美国历史上国族主义之间的细微差别。不仅如此,我们还忽略了所有美国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国族主义者,而宗教又是我们的国族主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历史,让我们来看看基督教国族主义自 1630 年以来的几种形式。然后,我们再看看当代的基督教国族主义。

清教徒千禧年主义

在这块新英格兰殖民地建立之初,清教徒从与上帝立约的角度看待他们的这个项目计划。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实现《旧约》中神学上的典范。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第一任总督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1588-1649 年)在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场讲道——“基督教爱心典范”("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 ——中明确阐述了这一观点。忠于圣约就意味着上帝会“倾听我们的心声,将我们平安地带到我们所期望的地方”。但如果百姓不忠于圣约,那么上帝就会“对我们大发雷霆,报复这些起假誓的人,并让我们知道违背圣约的代价”。罗克斯伯里第一教会(Roxbury First Church)的牧师撒母耳·丹福思(Samuel Danforth,1626-1674 年)曾就《马太福音》11:7-9 讲道,他认为马萨诸塞州人民代表了圣经中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躲过法老的愤怒后进入旷野为耶和华举行盛宴。殖民者认为,他们的“旷野之行”具有永恒意义。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在他的新英格兰历史《美洲基督教史》(Magnalia Christi Americana)中将新英格兰教会(New England churches)视为《启示录》1:20 中的金灯台。

此外,新英格兰清教徒认为发现美洲、宗教改革以及他们的殖民计划证明上帝快要赐下基督的千年国度,不是比喻性的,而是历史性的。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李·图维森(Ernest Lee Tuveson)认为,清教徒用渐近的后千禧年主义取代了中世纪欧洲传统的千禧年主义,这种后千禧年主义更加积极,对未来更加乐观。奥古斯丁提出的历史观本质上是静态的,人类应该接受堕落世界的现状:在罪的重压下承受咒诅。但清教徒阅读《启示录》得出的观点是,上帝正在通过祂的子民带来改进,并最终使天国降临。他们相信,宗教改革开启了对这个堕落世界的终结。

从 16 世纪 30 年代到 17 世纪 50 年代,神学与国族主义交汇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清教徒千禧年主义。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神学继续影响着对国家身份的认同,不断变化的环境以特有的方式对此施加影响。

总结:

  • 设想自身所在国家与上帝立约,以实现《旧约》中神学上的典范。
  • 忠心会带来上帝的祝福,不忠心会带来上帝的愤怒。
  • 具有永恒意义。
  • 证明上帝正在开启祂的千年国度。

基督教共和主义

18 世纪末美国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爆发,美国人开始建立自己的国家。美国殖民者将英国在 1763 年战胜法国赢得七年战争看作是真宗教战胜了反基督的势力。1763 年后,革命思想从圣经、英国普通法传统、古典古代、启蒙运动和激进辉格党意识形态中汲取灵感,自由主义思想从英国内战(1642-1649 年)和光荣革命(1688 年)中诞生。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和保利娜·梅尔(Pauline Maier)认为,激进辉格党意识形态将这些不同的革命思想源泉汇聚成一个连贯的整体。乐马可(Mark Noll)指出,殖民时期的讲道为这种意识形态施洗并将它们变成清教徒的解经和神学语言,产生出“基督教共和主义”(Christian republicanism)。基督教共和主义是美国国家性的最早体现。

圣经语言与英国自由主义的融合在另一篇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讲道中清楚地体现出来。乔纳森·梅休(Jonathan Mayhew)在对《罗马书》13:1-8 的讲道《论无限顺服》(Discourse on Unlimited Submission,1750 年)中,谈到了一个受暴君逼迫的国家:“一个国家遭受这样的虐待,并一致起来反抗他们的君王,甚至废黜他,这并不是犯罪;而是合理地使用上帝赋予他们的方法,也是他们唯一能够相互保护的方法”。梅休认为,一个受暴君统治的国家担负着正义的责任推翻暴君,因为君主应该作为善的使者事奉上帝。当君王不再为这一神圣目的服务时,人民就有理由推翻他。

梅休的讲道受到激进辉格党意识形态的影响,他是根据受统治者同意原则(principle of consent by the governed)解读《罗马书》13 章。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将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与圣经的律法看为彼此一致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塞缪尔·舍伍德(Samuel Sherwood)于 1776 年就《启示录》12:14-17 的讲道“教会逃往旷野”,他在讲道中将美洲殖民地与教会相提并论。秉承清教徒的传统,舍伍德用类比的方法将暴虐的乔治三世和英国教会描绘成美国殖民地的迫害者。《启示录》12 章中的龙就是英格兰国王、妇人代表殖民地。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尼古拉斯·斯特里特(Nicholas Street)在 1777 年的讲道“美国各州在旷野中所扮演的以色列子民之角色”中,将殖民地人民比为《出埃及记》中的以色列人,将革命领袖比为摩西和亚伦,将英国比为埃及,将乔治三世国王比为法老,将红海比为军事斗争,将战场上的胜利比为迦南地。

这种将圣经主题式讲道与革命思想相融合的做法给人一种强烈的国家使命感,强化了上帝拣选了美国并赋予这个国家重大责任的观念。

总结:

  • 在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历史背景、神学和政治哲学共同激发了革命思想。
  • 殖民地和教会获得了相似的含义,并被看为荣辱与共。
  • “基督教共和主义”将对圣经的主题式讲道和革命思想融合在一起,以实现国家目标。
  • 美国被看作是上帝的选民,被赋予了重大的责任。

天命论

1845 年,杰克逊时代的期刊《美国杂志与民主评论》(United States Magazine and Democratic Review)的创刊编辑约翰·奥沙利文(John L. O’Sullivan)发明了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词:“天命”(manifest destiny)。在谈到美国吞并得克萨斯州时,奥沙利文写道,欧洲的目的是“限制我们的伟大,阻止我们实现我们的天命,即在神在护理中分配给我们的这块大陆上繁荣富强,让我们逐年增长的数百万人民得以自由发展”。除了基督教“神的护理”的概念以外,“天命”还吸收了受基督教启发的无辜、使命和千禧年等主题。因此,美国扩张具有神圣的必然性。奥沙利文“天命”的概念为美墨战争(1846-1848 年)提供了重要的理由。也为 1898 年的美西战争和美国建立帝国提供了重要的理由。

奥沙利文是南北战争前的重要人物——一位著名的编辑,同时也是外交使团成员,1853-1857 年在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政府中担任驻葡萄牙公使。作为一名社论作者,他为西进扩张背景下盛行的特殊形式基督教国族主义代言。用国族主义学者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的话说,他用彻底的美国式思维看待基督教福音,提出了“千禧‘政治宗教’的世俗版本”。他深信上帝的旨意是让美国扩张至整个北美大陆,正因为如此,美国崛起成为大陆霸主是不可避免的。既然美国是蒙上帝拣选之国,那么它在道德上就是纯洁的。它也是人类进步的先锋。奥沙利文在 1837 年写道:“所有历史都必须重写;政治学和所有道德真理的整个范围都必须根据美国所展现的民主原则加以考虑和说明”。此外,上帝选择美国向全世界传播自由——“良心自由、人身自由、贸易和商业自由、普遍的自由和平等……美国蒙拣选……是为了这个神圣的使命。”奥沙利文在 1839 年写道。

在奥沙利文的“天命论”中,我们看到了清教徒千禧年主义和基督教共和主义的延续,但却是在新的背景下阐述。我们还看到奥沙利文的种族偏见贯穿了他的国族主义,他认为从英国来的美国人优于土著人、黑人和墨西哥人。与奥沙利文确定的天命和种族沙文主义相反,林肯的国族主义则更仁慈、慷慨和有示范作用,同时有神学根基。

总结:

  • “天命论”混合了神的护理、自身的无辜、宣教使命和千禧年主义。
  • 美国称霸美洲大陆被看作是上帝的旨意,因此势不可挡。
  • 上帝选择美国向全世界传播自由。
  • 这种形式的国族主义依赖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占据优越性。

林肯联邦主义

林肯致力于维护联邦制,但到了 1862 年,他知道挽救联邦的现状已经不可能了。在 1862 年被林肯称为“地球上最后的希望”的联邦,到了 1865 年它的命运就只能听天由命了。林肯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指出,“(双方)都阅读同一本圣经,向同一位上帝祈祷,并且都祈求上帝帮助自己来对抗对方。”但在林肯看来,上帝正在审判美国,因为它在 250 年来拥护奴隶制度,美国人必须改变他们对自己与上帝关系的看法。林肯坚持认为,不应讨论上帝站在交战双方的哪一边。美国人应该更关心自己是否站在了上帝的那边,站在上帝那边就是站在正义那边。

联邦的胜利确认了这个国家愿景,林肯遇刺神圣化了这一愿景,这一点在建造华盛顿林肯纪念堂以其在 1922 年的落成典礼上得到了特别体现。在令人肃然起敬的林肯雕像上有一警句,通过这句警句林肯纪念堂将自己描述为一座“圣殿”,一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林肯之正义与美国国族主义相结合的象征。

“葛底斯堡演说”可能比林肯所写的任何一份文档都更能代表林肯的联邦主义。林肯认为,南北战争是对美国民主实验能否真正存活下去的一场重大考验。林肯将这一实验描述为“一个在自由中孕育的新国家,投身于主张人人生而平等”,这与仍然奉行自然等级原则的欧洲君主制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联邦公民们在葛底斯堡用生命捍卫了《独立宣言》中的这一主张。林肯说,现在需要活着的人再次作出奉献。

这种再次奉献的形式应该是“自由的新生”。历史学家艾伦·盖尔索(Allen Guelzo)将此比作“宗教复兴”,宗教复兴的成功将保证自由民主的成功和传播。盖尔索注意到,林肯将内战带来的持续纷争置于“世界历史背景”中。这样,林肯将美国这个国家作为标准,使其成为正义政府的典范,但没有奥沙利文的种族沙文主义。林肯的联邦主义是一种基督教国族主义,通过上帝治下的人类自由和平等彰显希望和繁荣,并成为一个典范。

总结:

  • 林肯认为南北战争是上帝对美国 250 年奴隶制度的审判。
  • 林肯联邦主义的重力中心是人人平等。
  • 自由民主被理解为一种永远正确的政府形式。
  • 美国将成为世界上平等、自由和繁荣的典范。

威尔逊理想主义

美国第 28 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从 1917 年开始带领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出努力。他相信上帝托付美国通过击败中央强国和建立国际联盟,带领世界进入基督教文明。历史学家米兰·巴比克(Milan Babík)将威尔逊的愿景与清教徒的千禧年主义联系起来:“清教徒的古老梦想,即跨越大西洋从避难所返回旧世界,将美国的千禧国度传播到全世界,在他看来这似乎即将实现”。威尔逊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基督教文明的国际秩序,这一理想在 20 世纪美国干涉主义外交政策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在 1955 年说:“我们的人民一直被赋予一种全球性的使命感。他们相信,他们有责任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获得机会,成为上帝要他们成为的人,做上帝要他们做的事。”这种神圣的使命感和庄严的责任感支配着美国的行动,尤其在冷战初期。

杜勒斯比威尔逊本人更能代表这种作为基督教国族主义表现形式的威尔逊理想主义,因为他在推进威尔逊的理想上更为成功。威尔逊实现持久和平的努力在凡尔赛失败了,而二战后杜勒斯在太平洋地区缔造和平的努力却取得了成功。威尔逊还没来得及看到美国为了“确保世界的民主安全”而对抗纳粹就去世了,杜勒斯却在冷战初期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外交官,当时美国及其盟国正在对抗苏联的威胁。

杜勒斯反复提醒美国人,他们的国家是建立在基督教原则基础上的基督教国家,是文明最强大的捍卫者。因此,美国既有独特的能力,也有庄严的责任捍卫人类自由,并对抗人类自由的大敌——苏联。如果美国退缩,整个世界都将沦陷。因此,杜勒斯从摩尼教(Manichean)的角度来看待世界,认为美国是光明和正义的捍卫者,而共产党则是黑暗和暴政的传播者。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代表了基督教国族主义传统的延续,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甘布尔(Richard Gamble)所言,美国人“视自己为一种进步的、救赎力量,在基督军队前线发动战争……解放受奴役的人,医治深受苦难的人”。

总结:

  • 与清教徒的千禧年主义一样,威尔逊认为上帝赋予了美国在全世界传播基督教文明的使命。
  • 杜勒斯是威尔逊理想主义的代表,他认为基督教美国的任务是为了维护民主而打败苏联。
  • 用摩尼教的术语来说,美国代表一切善,共产主义代表一切恶。
  • 美国被理解为国际秩序和自由贸易的救赎力量。

基督教美国

1977 年出版的一本书掀起了基督教美国的运动。彼得·马歇尔(Peter Marshall)和大卫·曼纽尔(David Manuel)所著的《光明与荣耀》(The Light and the Glory)一书售出数十万册,至今仍广为流传。马歇尔和曼纽尔认为,美国是上帝的新以色列,蒙拣选作“外邦人的光”。这本书为美国恢复其基督教渊源和呼召指明了道路。基督教美国论——认为美国是作为基督教国家建立的——建立在衰败叙事基础之上。它认为,美国已经从历史上基督教的荣耀中堕落,美国人需要寻回所失去的。蒂姆·拉黑(Tim LaHaye)、杰里·法威尔(Jerry Falwell)、大卫·巴顿(David Barton)、约翰·艾斯德莫(John Eisdmoe)等人出版了书籍、宣传册、课程和多媒体,以推进基督教美国论。

基督教美国论的主题可归纳为三类:历史、神学和哲学。从历史的角度,“基督教美国论”倡导者认为,美国的创立者是基督徒,“大觉醒”为独立革命奠定了基础,建国文件的灵感来自基督教。在神学的教导上,他们从“天命”历史观出发,认为美国的特殊性证明了上帝对这个国家的独特祝福,美国是上帝的选民。从哲学的角度,他们认为可以用类似于解经的释经学方法来解读建国者的初衷。建国者的本意是在国家架构中建立基督教原则。

这种形式的基督教国族主义在今天似乎最为盛行,批评家们主要在对此做出了回应。

基督教美国运动与以往的基督教国族主义不同,它的支持者将国家导向过去。他们关注的是建国者的信仰、国家的基督教起源以及让美国回到黄金时代。怀旧情绪在这种国族主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约在 1970 年以前,每一代美国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然而,随着美国新教共识的缓慢瓦解,人们不再普遍认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基督教美国的倡导者现在正试图恢复国家的基督教属性。

总结:

  • “基督教美国论”重新书写了美国的建国史。
  • 设定美国的建国者是基督徒,建国文件的灵感来源于基督教。
  • 这一运动的倡导者认为美国的特殊性是蒙上帝拣选的象征。
  • 这一运动产生于美国基督教新教的普遍衰落。

国族主义不同流派中的许多细微差别

美国的基督教国族主义有许多细微差别。我们可以肯定,国族主义必然有其历史性。所有的国族主义流派都在各自的时代中引导国家的方向,但并不都以同样的方式。

  • 清教徒千禧年主义、基督教共和主义、“天命论”、林肯的联邦主义以及威尔逊理想主义都是面向未来的。
  • 清教徒千禧年主义着眼于基督的千年统治。
  • 基督教共和主义和“天命论”让美国忘记过去,面向未来。
  • 林肯认为美国正处于国家灭亡的阵痛期,但同时也正在经历“自由的新生”,是“地球上最后、最美好的希望”。
  • 威尔逊和杜勒斯期待建立一个国际秩序,在其中美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国家,来保证自由贸易和国际合作。

每一种国族主义都致力于追求必然进步的信念。这些国族主义是进步性的,因为它们把美国定位为一个充满未来的国家。而威尔逊理想主义作为一种进步性国族主义,直接产生于政治和宗教上的左派(理查德·甘布尔 [Richard M. Gamble] 对此有大量论述)。

历史的重要性何在?

国族主义必然具有历史性的这一事实非常重要。评论、反思、贬低或赞扬国族主义的人都必须了解国族主义内在的历史复杂性。进步国族主义和保守国族主义都是国族主义。在美国历史的不同阶段,进步派和保守派一直都是国族主义者。

这就涉及到历史的重要性。所有关于基督教国族主义的讨论都向我们表明,历史很重要。我们认为自己是谁,这关系到我们对待彼此的方式。

在我看来,在基督教国族主义问题上,在对待历史的方式上有两种常见的问题。有些人对历史一无所知,因为他们认为历史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无关,或者因为他们的历史老师不好(好像足球教练在历史课上播放《爱国者》之类的电影来代替实际教学)。还有一些人了解历史,有时甚至相当了解,但他们的历史知识并没有拓展为思考历史的能力。因此,他们利用自己对过去的了解,从历史记录中挑挑拣拣,从历史中挖掘出自己喜欢的元素,并利用这些元素来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同时忽略自己不喜欢的证据,忽略会破坏自己立场的证据。

宗教如何塑造了美国的国家认同?

从思考历史的角度看宗教的作用——宗教如何塑造了美国人与上帝、与其他国家、甚至与自己的关系?历代美国人的宗教倾向如何?自十八世纪以来,美国的宗教归属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宗教对现在的美国人是否和过去一样重要?

这些问题以及类似的其它问题对于探讨美国人的自我思考方式具有重要意义——从美国的独立、成为美洲大陆超级大国、获得世界大国地位、成为两极世界中的超级大国以及后来在多极世界中的不断变化。

美国立国之本是《独立宣言》中的超越理念:“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南北战争期间,它又再次建立在其他超越性理念的基础上,例如林肯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所说的话:“我们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对所有人都怀有仁慈之心,坚定地维护上帝赋予我们的权利,让我们继续努力......做一切事情使得在我们自己之间以及与所有国家之间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成为可能,并且珍惜它”。

由于美国是一个以超越时空的基本理念为立国之本的国家,这些理念在道德和本体论上适用于所有世代,因此宗教在美国的国家认同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没有宗教,美国计划所必需的思想就毫无意义。因此,没有宗教或宗教预设的美国国族主义是无法想象的。

所有美国人都是国族主义者,宗教因素不可避免

在美国这个建立在超越性道德理念基础之上的国家,我们可以预料到在如何应用这些观念的问题上人们会有争议和争论。我们可以肯定,宗教会像过去一样被滥用和歪曲,以迎合特定的国家利益,其中的一些手段以及它们所追求的利益是不公义的,与建国文件中所表达的理念背道而驰。但诸如此类的反常现象并不能成为美国国族主义抛弃宗教的理由。

所有美国人都是某种形式的国族主义者。只要我们遵守法律,承认宪法至高无上,享受美国给予的祝福,诉诸美国理想,以美国之名在国内和国际上为正义而战,我们就是美国国族主义的拥护者。摒弃宗教或国族主义就是摒弃美国。

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美国历史、国族主义以及宗教与美国身份的相互作用。我们应该反对那些扭曲和贬低宗教和国族主义的表达方式,这些表达方式违背了美国的理想,而我们的许多先辈正是为了捍卫和延续这些理想而献出了生命。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可以按照奥古斯丁的爱之次序来反思我们的忠心。正如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写道:“当守财奴偏爱他的黄金而非正义时,这不是黄金的错,而是人的错。因为尽管它是好的,但可以用邪恶的爱来爱它,也可以用良善的爱来爱它;按照正确次序来爱,就爱得对;不按照正确次序来爱,就爱得邪恶。”正因如此,有必要清楚地解释爱国主义和国族主义之间的区别,例如史蒂文·史密斯(Steven B. Smith)在其 2021 年出版的《在极端时代重拾爱国主义》(Reclaiming Patriotism in an Age of Extreme)一书中就解释了两者之间的区别。

结论:宗教必须始终在公共场所占有一席之地

可以肯定的是,基督教国族主义的表达方式常常歪曲基督教的信息。但我们应该努力去理解它,当我们谴责它时,我们应该用准确的措辞。国族主义是美国理想的堕落,而不是美国身份的基本要素。在宗教上的偏执违背了宪法保障良心自由并且不以国家权力支持任何宗教,不应该用良心自由为宗教上的偏执寻找借口。基督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我们确实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基督徒在按照正确次序表达爱时,首先要爱基督的国度,其次才是我们的国家,这并不矛盾。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都从国族主义中继承了一些东西,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宗教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基督教国族主义的批评者利用这一概念来进一步削弱宗教和宗教人士在公共场合的必要权益。宗教必须始终在公共场所占有一席之地,而爱国主义作为对国家理念的支持是好的,只要它的次序和理念正确。我们需要历史和哲学上的精确性,以分辨当前宗教-哲学国族主义的类型,这样我们才能明智地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


译:DeepL;校:Jenny。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The Many Faces of Christian Nationalism.

作者: John D. Wilsey
2024-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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