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历史的一个危险就在于——我们变得对它太熟悉了。或者我们自认为如此。我们对事实、因果关系和叙事太熟悉，可能会让我们无法真正看到所发生的事情，或者为什么所发生的事情对我们很重要。新教改革的叙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只是读了圣经，重新发现了唯独因信称义（sola fide）的教义，并宣讲了福音。在这个过程中，他和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64）等后来的改教家彻底颠覆了世界。[1] 对吧？
但布拉德·贵格利（Brad Gregory）说，别急。贵格利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宗教改革历史学家，他认为宗教改革打破了阿奎那主义那种将信仰与理性综合在一起的紧密世界，也打破了天主教关于基督王国（Christendom）的概念，在这种概念当中，世俗与宗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知不觉中，路德开闸放出了一股洪流，涌入现代世界，带来了后启蒙运动的种种问题。
换言之，新教的改教家无意中造成了现代性。怎么造成的呢？最根本上，是他们放弃了天主教对教义的定义，转而认为真理是由圣经而不是教会决定的。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造成了西方在现代性中所面临的问题。 [2]
不过，当路德和加尔文描述是什么导致了他们那个时代惊天动地的变革时，他们异口同声地宣称，导致变革的是福音的恢复和对福音的清晰宣讲，这福音使人们从属灵的黑暗进入了光明。唯独信心（Sola fide）源自唯独圣经。
路德挣扎了数月（或者更长时间！），才弄明白罗马书 1:16–17 中“神的义”（他曾以为这一定是指神报复性的公义）如何能成为“好消息”。他终于看到，神将基督的义以恩典的方式归算给他的百姓，在这之后，[3] 路德把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描述为“一切基督教教义的总结”和“教会因之站立或跌倒的条款。”[4] 他在另一处指出，“就算天地和世间万物都毁灭了，这个（称义的）条款中也没有任何内容是可以放弃或妥协的……我们反对教皇、魔鬼和世界的所有教导和实践都建立在这一条之上。” [5]
路德认为，宗教改革的浪潮席卷而来，唯独是靠传讲神的道：“我只是就神的道进行了教导、传讲和写作，除此以外我没干别的。然后，在我酣睡，或是喝维腾堡啤酒的时候……道就极大地削弱了教皇制度，从来没有哪个君王或皇帝对它造成过如此大的伤害。我什么也没做。道做成了一切。” [6]
就是这样。道做成了一切。
路德劝勉说，为了让教会作为神的百姓聚集在一起，必须同时传讲神的道和祷告。“每次礼拜时都要宣读一段经文，然后进行解释。在这之后是用诗篇和其他祷文来祷告。”[7] 路德强调，道就是基督的道。而基督通过祂的灵使道产生能力。虽然“神使用普通的途径，就是由福音传道人来宣读和传讲道，”但“当人们内心接受和相信时，这道就在人心里扎根。这便是圣灵的工作。圣灵通过道来工作。” [8]
加尔文认同先驱路德的观点。他把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描述为“宗教的主要枢纽。”[9] 而宣讲这荣美福音的途径就是常规性地宣讲神的道。加尔文认为，神把“人的口舌分别出来归祂自己，好叫祂的声音能在他们中间被传扬，”这是“一项独一无二的特权”。[10] 传道是最基本的。事实上，“在教会中，没有什么比福音事工更引人注目、更荣耀的了，因为它是圣灵、公义和永生的施行。” [11]
而加尔文言行一致。他讲了大量的道！约翰·利思（John Leith）恰如其分、毫不夸张的说道：“加尔文讲道的数量之多令人印象深刻。”这位日内瓦牧师始终将定期传道的事工视为自己的首要呼召，他的布道量令人印象深刻。在他生命的最后约 15 年里，他在每周日讲道两次，每隔一周的周一至周六每天讲道一次。仅仅是 1549 年到 1560 年间，他就讲了2042 次道。根据道恩·德弗里斯（Dawn DeVries）的说法，在 1541 年至 1564 年间，加尔文就讲完了以下书卷：“诗篇、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弥迦书、西番雅书、约珥书、阿摩司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但以理书、以西结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哥林多前后书、约伯记、申命记、以赛亚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四福音合参、使徒行传、创世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纪上。”他的作品包括 200 篇关于申命记，174 篇关于以西结书，以及 189 篇关于使徒行传的讲章。[12] 如果算上加尔文的整个讲道集，它几乎占了这位多产作家所有作品的一半。尽管加尔文讲道时没有笔记，但日内瓦市议会知道他是多么了不起的人物。所以他们花钱雇了一批秘书，把这位传道人的讲章记录下来并出版。 [13]
为什么加尔文要投入这么多时间在讲道上？原因很简单——又难以置信——因为神在其中向祂的百姓说话：“当福音奉神的名被传讲时，就好像祂亲自说话一样。”全能的神居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祂通过宣讲祂的道来向百姓说话。而祂以这样的方式，使福音带着能力传讲出去，拯救祂的选民：
人的声音不过是在空气中消散的声音而已，然而它却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圣保罗说）。当神借人的口向我们说话时，祂就加上圣灵内在的恩典，为要让教义不徒然返回，而是结出果子来。所以要明白我们如何听见天父的声音：也就是说，当天父借着祂的圣灵向我们隐秘地说话时，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前。 [14]
加尔文相信，神通过讲道这一普通途径对他的百姓说话。通过所传讲的道，神拯救祂的百姓。通过所传讲的道，祂使他们越发有基督的形象，因为神“只会让人奉祂的名传讲有益处和造就人的东西。” [15]
还有一个原因促使加尔文强调要定期宣讲神的道：人们常常会偏离认识神和祂旨意的正确途径。天主教把人引向教会。自由和狂热分子寻求超凡的经历。加尔文说，这两者都有缺陷。我们认识神是靠着祂的道，而圣灵（圣经的作者）光照我们明白祂的道。加尔文主张，“主通过一种相互的纽带，把祂的道和圣灵的确定性结合在一起，这样，当圣灵发出亮光，使我们定睛于神的面时，圣道这一完美的宗教就会在我们的心中常存；而反过来，当我们在祂自己的形象，也就是圣道里面认识祂时，我们就可以拥抱圣灵，而不必担心被欺骗。” [16]
路德和加尔文都相信，如果人们要重生，就必须恢复圣经中唯独因信称义的福音。同时，所传的福音也带动基督徒的成长。因为在讲道中，神借着祂的圣灵说话，并且行动。所以，路德和加尔文只是简单地研究、祈祷和传讲——并写作，门训，带领，鞠躬尽瘁。而神就使用这些不足、但奉献自己的人，来颠覆世界。
德国和瑞士的改教及其引发的路德宗和加尔文宗运动，在 16 世纪大大地震动了世界。只要稍微看一下宗教改革中加尔文派的影响，就会发现他们所传之道是如何建立教会的。加尔文传道，牧养和门训其他的人。[17] 这不仅带来日内瓦教会的增长，而且还使日内瓦教会向法国差遣了教会开拓者。
法国对新教信仰相当敌视，但日内瓦的宣教士仍然忠心事奉。在 1555 年以前，日内瓦方面似乎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工作。但之后他们开始差遣年轻人——数量很多。正如罗伯特·金登（Robert Kingdon）所述，“1555 至 1563 年间，‘牧师团登记册’记录了大约 88 名被差派的宣教士，但这只是部分数字，因为登记册并不完整。”[18] 这些年轻人忠心的传讲所带来的成果令人瞩目。根据皮埃尔·库蒂亚尔（Pierre Courthial）的说法，“1555 年在法国有五间有组织的改革宗教会；在 1559 年，就是首届全国大会在巴黎召开的那一年，有近百间教会；而到 1562 年，这一数字达到了 2150 间。”[19] 所传讲的道借着归信和植堂，带来了惊人的成长。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十七世纪英国清教徒时代，所传讲的道怎样带来了新的生命和属灵的深度。我们也可以看看在第一次大觉醒期间（大概是 1735 年至 1745 年），在约拿单·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和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的推动下，讲道是如何震撼英属殖民地的。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的共同点是忠实、清晰、热情地传讲神的道，同时牢牢持守唯独因信称义的教义。 [20]
今天，神借着圣灵继续以同样的方式工作。主祝福同样的福音和同样的普通传道人，这些传道人相信神之道的权威，也相信圣灵光照人并使人知罪的必要性。
在宗教改革中，道做成了一切。愿在五百年后，人们也会这样评价你我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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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迈克·里夫斯（Michael Reeves）引人入胜地讲述了宗教改革的故事，详见他的著作《不灭的火焰》（Unquenchable Flame: Discovering the Heart of the Reformation，中文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另一部肯定了宗教和教义重点的更全面研究性著作，是卡特·林德伯格（Carter Lindberg）的 The European Reformations, 2nd ed.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09)。
[2] 对于贵格利的扩展论证，请参阅布拉德·S. 贵格利（Brad S. Gregory）The Unintended Reformation: How a Religious Revolution Secularized Society (Harvard,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他在“对福音派的回应”一文中强调了唯独圣经教义的负面影响，该文发表于 Journeys of Faith: Evangelicalism, Eastern Orthodoxy, Catholicism, and Anglicanism , ed. Robert L. Plummer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12), 165–178。读者可能有兴趣去读对贵格利论点的两篇富有洞见的评论，第一篇作者是迈克·霍顿（Michael Horton, https://www.thegospelcoalition.org/reviews/the-unintended-reformation/），第二篇作者是卡尔·楚曼（Carl Trueman, https://www.reformation21.org/articles/pay-no-attention-to-that-man-behind-the-curtain-roman-catholic-history-and-the-e.php）。
[3] 参见马丁·路德的“两种义（Two Kinds of Righteousness）”，载于 Martin Luther's Basic Theological Writings, ed. Timothy F. Lull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1989), 155–164.
[4] 蒂莫西·乔治（Timothy George），《改教家的神学思想》（ Theology of the Reformers，中文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5] 马丁·路德，《施马加登信条》（The Smalcald Articles），载于 Martin Luther's Basic Theological Writings, 502–503。
[6] George, Theology of the Reformers, 53.
[6] George, Theology of the Reformers, 53.
[7] 休斯·奥利芬特·奥德（Hughes Oliphant Old）, The Reading and Preaching of the Scriptures in the Worship of the Christian Church.Vol. 4. The Age of the Reformation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2002), 31。
[8] Old, Reading and Preaching of the Scriptures, 41.
[9] 加尔文，《基督教要义》，基督教经典图书馆（Li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s），第二卷，ed. John T. McNeill, trans.Ford Lewis Battle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60), 3.11.1。
[10] 加尔文，要义，4.1.5。
[11] 加尔文，要义，4.3.3。
[12] Dawn DeVries, "Calvin's Preaching,"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ohn Calvin, ed. Donald K. McKi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11.
[13] John H. Leith, “Calvin’s Doctrine of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Word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Today,” in John Calvin and the Church: A Prism for Reform, ed., Timothy George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John Knox, 1990), 206–207.
[14] 约翰·加尔文，论雅各和以扫的第三篇讲道，引用于Leith, “Calvin’s Doctrine of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Word,” 227, n. 31.
[15] 约翰·加尔文，论提摩太后书的讲道2:16–18，引用于Leith, “Calvin’s Doctrine of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Word,” 222.
[16] 加尔文，要义，1.9.3.
[17] 一本关于加尔文的教牧事工和下一代教牧事工的精彩著作，是斯科特·马内什（Scott M. Manetsch）的Calvin’s Company of Pastors: Pastoral Care and the Emerging Reformed Church, 1536–160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18] Robert M. Kingdon, Geneva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s of Religion in France, 1555–1563 (Geneva: Librarie E. Droz, 1956), 14.
[19] Pierre Courthial, “The Golden Age of Calvinism in France,” in John Calvin: His Influence in the Western World, ed. W. Stanford Reid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82)，77.
[20] 关于加尔文主义的发展，请参阅 Jon Balserak, Calvin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和 John T. McNeill, The History and Character of Calvin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关于加尔文对宣教的影响，可留意 Michael A. G. Haykin and C. Jeffrey Robinson,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Calvin’s Missional Vision and Legacy (Wheaton, IL: Crossway, 2014).
译/校：无声弘扬。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 "The Word Did It All": The Necessity of Pr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Protestant Reform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