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股名为“基督教国族主义”（Christian Nationalism）的风潮正在兴起。不同的人对这个词有不同的定义，特别是如果他们对这个术语有着特定的赞同或者反对立场的话。有些人用这个词来描述从基督教角度出发以任何形式参与政治，另一些人则用它来描述一个现代国家与基督教的关系，就像称一个拥有基督教信仰的个人称为“基督徒”一样。
在本文中，我无意对此进行详细分析，但我所感兴趣的是后一种用法。我将从历史、全球性、圣经和现实的角度来思考基督教国族主义的现象，并从中汲取教训。
早期教会向我们见证了一种文化斗士的形象，但他与今天通常所说的文化斗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根据著名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的说法，基督徒（Christians）“这个名字来源于基督（Christ），他在提庇留统治时期被作为检察官的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判处了死刑。这在短时间内遏制了这一有害的迷信，但它又重新爆发了——不仅在这一“瘟疫”最先出现的犹太，而且还蔓延到了罗马本土，世界上所有可怕和可耻的东西都在这里聚集并找到了归宿。”（塔西陀《编年史》 ）[1] 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将犹太人和基督徒等“其他教派”（similia secantes）称为 “一群沉迷于新奇且邪恶迷信的人”。（《尼禄传》第 16 卷）[2]
罗马人将基督教视为瘟疫，它涨溢过犹太河岸，祸害到了罗马帝国的中心。为什么会这样呢？不是因为基督徒比罗马人更具有宗教性，而是恰恰相反。罗马人所做的一切都带有宗教性质，甚至包括娱乐。正如《丢格那妥书》（Epistle to Diognetus，公元 130 年）所指出的，基督徒并不是避世的分离主义者。“基督徒与世人迥异既不因国籍、语言，也不因他们所遵守的习俗。因他们既不居住在属于自己的城市，也不使用特殊的语言，更没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看起来和其他人一样，“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遵循当地人的习俗，”“他们居住在自己的国家，但只是作为客旅”。信中还说：“作为国民，他们与他人分享一切，却又像异乡人一样忍受一切。”“他们像其他人一样结婚，生儿育女，但他们不会摧毁自己的后代。他们共享餐桌，而不是婚床。他们活在血气之中，却不随血气而活……他们爱众人，却受众人迫害。他们不为人知，却受责罚；他们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他们贫穷，却使多人富足……他们被人毁谤，却能称义；他们遭受辱骂，却能给出祝福……”信的结尾处说：“然而那些恨他们的人却说不出恨他们的理由。”[3]
基督徒是“无神论者”“不虔诚“和“憎恨人类的人”（犹士丁，2 Apol. 3）。[4] 马库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导师、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医神——译注）的信奉者阿里斯蒂德斯（Aristides）攻击基督徒不爱国，是“巴勒斯坦不虔诚之人，不尊重比他们更优秀的人”（Oration 46.2）。[5] 因此，基督徒是“疯子”，甚至可能是无神论者。米努修斯·菲利克斯（Minucius Felix）指责基督徒：“不看我们的表演，也不参加我们的游行，不出席我们的公共宴会，惊恐地避开我们神圣的游戏（Octavius 12）”。因为不参加那些明显带有宗教色彩的娱乐活动，基督徒被视为反社会和不爱国的狂热分子。[6] 在修辞学家瓦罗（Varro）看来，神学并不重要。神灵是否存在、关于神灵的故事是否真实，都只是关于政治凝聚力的问题。[7] 大多数皇帝都没有瓦罗那么讥诮悲观。[8] 虽然基督徒被视为傲慢之类（认为只有他们才掌握真理），但罗马人的虔诚在诚挚和不屈上并不比他们逊色。罗伯特·路易斯·威尔肯（Robert Louis Wilken）提醒我们“正如一位罗马元老在审判北非的一位基督徒时所说：‘如果你对我们视为神圣之物嗤之以鼻，那么我将不允许你说话’”。[9]
亚瑟·沃尔夫森（Arthur M. Wolfson）说，“到公元 150 年，东至阿拉伯、波斯和印度，北至不列颠都有了教会。”[10] 此时，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向皇帝解释了基督徒的实践。首先是读经。然后，他继续说道：
“之后，我们不断提醒彼此这些事情。我们中的富人帮助穷人；我们总在一起；我们奉造物主儿子耶稣基督和圣灵之名感恩，为了我们所获得的一切。在主日这一天，所有住在城里或乡下的人都聚集在一个地方，读使徒的回忆录（福音书）或先知的著作；然后，当时间到了，读经者停止读经时，传道人（the president ）就口头教导和劝勉大家要效法这些良善之举。
然后大家一起起立祷告，如前所述，祷告结束后，会有人送来面包、酒和水，传道人也会根据自己的能力以同样的方式献上祷告和感谢，人们也会赞同地说‘阿们’……每个人都会分到一份并一起感恩，缺席的人则由执事送去一份……（此外）孤儿和寡妇也会得到帮助，还有那些因疾病或其他原因而陷入贫困的人，以及那些在我们中间寄居的陌生人，总之，照顾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但星期日是我们举行共同聚集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上帝改变黑暗和物质世界的第一日，创造世界的第一天；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在这一天从死里复活……祂向祂的使徒显现之后，将这些事教导了他们，我们也将这些事提交给你们，提请你们考量。[11]”
这样的聚会绝非那种会招致世界最强帝国对其进行迫害的集会，如此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运动却能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实在令人惊奇。这其中必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一个意图控制罗马帝国的目标。不，游斯丁说：
当你们听说我们在图谋一个国度的时候，你们不经任何调查就认为我们说的是人类的王国；然而我们所说的是与神同在的国度，这一点从那些被指控为基督徒之人所做的信仰告白也可以看出，尽管他们知道死亡是对做出这种告白之人的惩罚。因为如果我们图谋的是人类的王国，那么我们就应该否认我们的基督，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杀；我们应该努力躲避侦查，这样我们才能得到我们所期望的。但是，既然我们的心思不在眼前，我们就不担心被人杀害；因为死是一笔无论如何都要偿还的债。[12]
再举一个第二世纪特土良（Tertullian）的例子就够了：
为了简明扼要地论述这个问题，我将从洗礼说起。当我们要进入水中时，在入水前一小会儿当着众人的面，在传道人的按手之下，我们庄严地宣称，我们与魔鬼、他的浮华和他的使者无份。然后，我们会浸入水中三次，比主在福音书中所规定的次数更多。然后，当我们被人扶起来时（就像刚出生的孩子一样），我们要先品尝牛奶和蜂蜜的混合物，从那天起，我们整整一个星期都不洗澡。我们还在黎明前的聚会中，从传道人手中领受主餐，主不但命令我们在吃饭时领主餐，还命令大家一起领受……我们认为在主日禁食或跪拜是不合规矩的。[13]
对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小的威胁呢？事实上，批评者嘲笑基督徒“只谈基督和祂钉十字架”。他们所讲的都是一派胡言，如“三位一体”、基督的神性以及祂完全的人性，像普通罪犯一样受难。难怪他们能如此地慷慨就义。并且，他们又相信耶稣复活，并且所有的死人都会通过祂复活——好像这是个好消息似的！[14] 这些简直是“愚拙”，并且明显值得奋力与之对抗。
简而言之，基督教的爆发是因为信徒们通过圣道和圣礼宣讲福音，为看起来很平常的事情认罪悔改，殷勤地看顾彼此的属灵和物质需求，并且欢迎外来者。没有革命。没有游行或叛乱。只有始终如一的信息和以德报怨的生活方式。
时间快进到四世纪中叶到五世纪初，我们看到了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所谓的野蛮人洗劫了罗马。杰罗姆（Jerome）哀叹道：“罗马沦陷后，教会将何去何从？”与此相反，奥古斯丁则认为，上帝的旨意是要把需要听到福音的人带到传道者面前来。将基督的国度与任何世俗帝国混为一谈，就忽略了福音的本质，因为宣扬福音就把万国万族的人连接到以基督为首的身体上。上帝之城，就是上帝所认识所拣选之人，这个混合性的人群现在暂时是客旅。只有当基督再来时，一切才能恢复正常。即使是信徒也是有罪的。当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掌握了公共权力时，以基督的名义犯下的暴行就清除地证明了这一点。
基督徒仍然是罪人这一事实不仅在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和十字军东征时代显而易见，甚至在更好的原则占据主导地位是亦如此。尽管奥古斯丁对“两座城”进行了精彩的叙述，但他还是力主对异端多纳图派（Donatists）进行军事镇压。路德写了一篇尖刻的小册子，煽动君王们在农民战争中与激进的重洗派作战。加尔文为路德提出的“两国论”辩护，认为摩西之约的民法对现代国家具有约束力。然而，在征求了墨兰顿（Melanchthon）和宗教改革领袖的意见后，日内瓦烧死了塞尔维特（Servetus），之后加尔文写了一篇论文，为基督教长期以来烧死否认三位一体之异教徒的做法辩护。清教徒的马萨诸塞州不允许贵格会（Quakers）和浸信会的存在。经过了长期权利受到剥夺的教训，宗教改革的孩子们才与一神论者和多神论者走到了一起，组建了一个永远不会在宗教事务中动用国家权力的国家。
回顾历史能带给我们今天什么启示呢？我们绝不能将基督的国度与地上任何的世俗帝国混为一谈，天国是通过圣道和圣礼而非刀剑来推进的。即使在美国对基督教信仰的欢迎程度可以说是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忽视这一教训也会导致圣徒在获得政治权力时罪恶地使用武力。
从历史角度转向今天的全球视野，我们发现了另一个值得关注基督教国族主义言论的理由：它有可能使我们自己的文化变得盲目，更糟糕的是，它还会危害全世界的基督徒。
每一种文化都具有“殖民主义”性质，因为每个人都充满了有罪的骄傲——奥古斯丁称之为支配的激情（libido dominandi）。我们喜欢与自己相似的人，因为我们非常喜欢自己。甚至在我把自己的民族历史强加给处于完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兄弟姐妹时，我都毫无觉察。
我付了一些代价并且通过我们组织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年度会议，学到这一点。例如，在印度，一位主要的福音派圣公会参会者为“世俗主义”做了动人的辩护。跨越教派分歧，在场的每个人都表示赞同。我心想：“如果换成在我的背景中，为世俗主义辩护听起来该会多么具有挑衅性啊！”然而，这位印度弟兄并不是在为无神论辩护，而是在为一个不分宗教、允许人民信仰自由的政府辩护。请想一想他的背景。“印度属于印度人”——这指的是印度教徒——这一信念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超过了独立以来的任何时期。印度基督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最初的几个世纪，伊斯兰教在印度文化中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地位。如今的执政党声称，印度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并不是真正的印度人，而是外国间谍企图渗透和统治印度的代表。当然，这一说法歪曲了我们印度兄弟姐妹的意图，但西方殖民主义和宣教史却可以支持这个说法。
近一个世纪以来，福音派基督徒以他们忠实的见证反驳了这种怀疑——与上述早期教会的做法如出一辙。基督教不是一场政治运动，而是一个由福音创建的全球共同体。然而，当基督教国族主义的丑陋标题出现时，印度教国族主义者就会觉得果然不出他们所料。
拒绝旧世界王权与祭坛之间的混淆，美国实验的核心是限制政府对宗教事务的干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规定的第一项自由正是印度基督徒每天为之祷告的权利。然而，美国的政治性基督教国族主义的新闻头条将会为印度教国族主义提供辩护，真正的世俗政府似乎像海市蜃楼一样消逝了，这将对全球福音传扬事业造成损害。
从全球角度看，教训何在？将美国打造成“基督教国家”的愿望是全球媒体都热衷于报道和讨论的，但是它可能会损害全世界基督徒弟兄姐妹按照圣经的命令分享福音、作为教会聚会和敬拜基督的自由。
现在我们该转向圣经了。值得注意的是新旧约之间的关系。这里最关键的是要观察是谁实现了所有这些旧约的应许和预表：不是今天的诸国，而是基督和祂的教会。
《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既说新约，（神）就以前约为旧了”。（来 8:13）因此，今天那些混淆律法与福音的教会也面临着从基督的国度被驱逐出去的危险（加 1:6-9），就像那些反对保罗的律法师们一样。幻想着任何一个当今国家能够靠自己执行上帝在特别看顾以色列时所赐下的治理结构，这至少意味着否认新约的独特祝福。
除了混淆了律法与福音之外，基督教国族主义还打击了基督教信仰中的“一个圣洁、大公和使徒的教会”这一教义。彼得·莱特哈特（Peter Leithart）认为，大使命规定了对万民施洗，而不仅仅是对人施洗：“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太 28:19）然而，洗礼的对象——“他们”（αὐτοὺς）——很明显在使人作门徒的呼召中不仅包括了犹太人也包括了外邦人——“万民”（τὰ ἔθνη）。《使徒行传》中所有的洗礼都是针对个人的，即使提到整个家庭，也是每个家庭成员接受洗礼。我们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为国家实体施洗的使命。莱特哈特进一步给出了这个奇怪的解释：“当一个国家受洗时，天父称这个国家为‘爱子’，就像祂曾称以色列为‘爱子’一样。”（出 4:23）[15]
自古以来，基督徒都把旧约中的这些经文看为预表——在基督身上得到了应验，在基督受洗时，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太 3:17）。当我们读到上帝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赛 19:25），这是一个在新约中得到了应验的奇妙应许。然而，这句话却是应验在每个国家的余民身上。雅各宣布，《阿摩司书》9:12 也应验了——圣灵浇灌在外邦人和犹太人身上：“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徒 15:17）用“爱子”指代美国或任何其他现代国家，岂不是近乎亵渎神吗？各种预表一旦在基督里达到顶峰，就不再有其他的预表实现了。
律法是创造特定国度的机制，而应许则是创造世界范围内亚伯拉罕大家族的机制。“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加 3:27-29）。如果说洗礼的水比割礼的血更浓，因为割礼的血把犹太人和外邦人隔开，那么洗礼的水肯定能化解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外邦隔离的墙。
以色列之约的确实是与一个受过割礼的国家所订立的，但在新约中，每个人都站在上帝的审判面前，被定罪或得称义（耶 31:29；结 18:2）。国家不会因信得救；他们不会重生、称义、被受养、成圣和得荣耀。上帝与祂子民所立的新约是“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耶 31:31）
当国家处在神圣的地位和肩负神圣的使命时，它们就会呈现出恶魔的特征。而正是被赋予了特权宗教将这根神奇的权杖递到了统治者的手中。喊着“基督是主！”的人砍下异教徒的头颅，其邪恶之处不仅在于暴力屠杀，更重要的是，它是在亵渎神。“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罗 2:23-24）。但从未有过一个神圣的罗马帝国。除了完成大使命之外，教会在社会中最重要的角色就是交给凯撒他所应得的世俗报酬，但与此同时基督王冠上的哪怕是一颗宝石都拒绝交给他。（太 22:21）。
从圣经的角度看基督教国族主义，我们得到的教训是什么？今天，将基督与任何国家相认同都有亵渎神的危险。基督将自己与教会这个“圣洁的国度”相认同，教会是由各国各族之人所组成的。（彼前 2:9；启 7:9）
从实践的角度来说，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
上帝统治着这两国，但统治的方式有所不同：在暂时的秩序中，上帝通过护理、普遍恩典和自然法来统治；在永恒的国度中，上帝通过救赎恩典以及宣道和圣礼的蒙恩之道来统治。在传讲圣道和施行圣礼之处，就会出现基督帝国的殖民地。然而，信徒生活在这两个领域中。世俗领域既不是永恒的，也不是可鄙的。信徒与他们不信的邻舍所共享的呼召既不神圣，也不邪恶，而是赋予我们的美好而必要之恩赐，也是通过我们赐下的，为了他人的益处。（帖前 4:11）
因此，信徒不会被动地袖手旁观，逃避公民的义务。特别是在一个民主共和国中，他们蒙召参与政治，同时提醒自己、彼此以及国家本身，每个国家都属于一个终将消逝的国度，只有一个国度将永存。（来 12:27）信徒为所有人谋求共同利益和正义，但他们却不在末日承担基督的责任（路 9:51-56）。与以色列人的托付不同，他们不是要向敌人复仇，而是要爱他们、为他们祷告，甚至接待他们（太 5）。我们可以把基督的最终审判留给祂来执行。这一段正好总结了我们在本文开头所看到的初期教会的所作所为。
在当代偏向后千禧年的运动中，关于在万国中建立基督国度的实践性条款甚至都没有达成共识。约翰·米尔班克（John Milbank）的《激进的正统派》（Radical Orthodoxy）一书中主张“基督教社会主义”（Christian socialism），肯定同性恋者的民事结合（尽管不是通过婚姻），而美国神治论者则将“基督教资本主义”（Christian capitalism）神圣化，他们理想中的国家将处决同性恋者。在亚伯拉罕·库珀（Abraham Kuyper）、华腓德（B. B. Warfield）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华腓德提名他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等人中间流行后千禧年主义，是反战和进步主义的。
改革宗传统的一个关键信条是基督徒的自由。关于圣经中没有规定的敬拜、教义或生活要素，教会就不能约束人的良心。与信仰本身一样，基督徒的自由也会受到强制力的威胁。即使是同一个地方教会的成员，也可能持有大相径庭的政治观点，即使在双方都支持生命权的基础之上。基督徒不得不忍受一些他们反对的政策。毕竟，政治是一个谈判和妥协的领域。
然而，基督教国族主义似乎需要一个统一的平台，在一些没有明确说明的事情上将良心与特定的政策捆绑在一起，也就是《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Westminster Confession）中所说的“圣经中没有明确规定的......或良好而必要的结果”。简而言之，基督教国族主义不仅是神学错误的巢穴，妄想接替基督的最终审判，而且不切实际，错误地束缚了基督徒的良心。
最后，请允许我提出我认为最实用的能打破僵局的解决方案。像“两国论”或“教会的灵性”等术语已成为避雷针，即使是在将它们确认为教义的改革宗圈子里也如此。在文化战争中，哪怕是前千禧年主义者听起来也更像后千禧年主义者。因此，“无千禧年”很难不引起争议，尽管国教改革者（magisterial reformers）和改革宗信仰都拒绝基督时代“犹太人的错误”，即在君王再来之前基督的国度是一个地缘政治实体。因此，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一个新策略：如果我们维护安息日会怎样？我不是在说列出一个星期天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的清单。我说的只是这样一个原则：上帝为祂自己创造了我们，并且命令我们每周有一天作为他的子民聚集起来在祂那里得到安息。还是我们也失去了这一点？
很可能在出勤间歇期种花打理花园的消防员很好地利用了这种安息。带着点心去养老院，或者和孩子们一起在当地的池塘钓鱼，可能也是。但为什么我们不能暂时放弃短信、推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或福斯广播（FOX），或在教堂门廊边喝咖啡谈论政治？暂时忘记所有的理论，基督和文化关系上的异见，以及千禧年。如果我们大家都践行安息日——尤其在作为基督的身体为了蒙恩的渠道而聚会时，那会怎样？未来时代的力量正是从这里闯入这个邪恶的时代——而不是在华盛顿、州政府或法院。用路德那首著名的赞美诗：
此言权力伟大非常
远胜世上诸君王。
圣灵恩典为我所有，
因主耶稣在我方。
亲戚货财可舍，
渺小浮生可丧，
牠虽残杀我身，
主道依然兴旺。
上主国度永久长。
* * * * *
[1] Tacitus: Annals 13-16, vol. 5, trans. John Jackson. Loeb Classical Library, no. 32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XV.44, emphasis added.
[2] Suetonius, Lives of the Twelve Caesars, trans. Alexander Thomson, revised and corrected by T. Forester (Burk Classics, 2013), [335], at XVI, 151; cf. 109。塔西佗和苏埃托尼乌斯这些著名的罗马历史学家是普林尼的朋友；事实上，苏埃托尼乌斯受雇于他。
[3] 《丢格那妥书》，载于 XXXX.
[4] Wilken, The Christians as the Romans Saw Them, 68 页。哈德良像他的前任图拉真一样宣称，不能根据传闻指控基督徒。“合法”的案件应在法庭上审理。“但是，赫拉克勒斯啊，如果有人恶意诽谤，根据他的罪行，确保对他处以惩罚”(Eusebius, Hist. Eccl. 4.8.1-3) (Wilken, 69)。
[5] 本段引文摘自 R. Joseph Hoffman, Epilogue to Porphyry Against the Christians: The Literary Remains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4), 133, 140-43, 145.
[6] Wilken, The Christians as the Romans Saw Them, 66.
[7] Wilken, The Christians as the Romans Saw The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54.
[8] 从他的《沉思录》来看，马库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在属灵问题上有着深刻的虔诚（eusebeia），尽管他为自己迫害基督徒辩解的理由是，他们玷污了公共礼仪（thrêskeia），顽固不化，缺乏“准备与身体分离”时应有的自制力和冷静。Marcus Aurelius, Meditations, trans. George Long, revised and updated (Mineola,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97), Book XI, 85-86。他对基督徒的迫害是零星的、局部的（尤其是里昂 [Lyon]，伊里奈乌斯 [Irenaeus] 的主任牧师与许多人一起惨遭杀害）。他写道：“准备好与身体分离的灵魂是多么伟大啊，然后消失、分散或继续存在”，“但这种准备必须来自一个人自己的判断，而不是像基督徒那样仅仅出于顽固，而是深思熟虑，带着尊严，以一种说服他人的方式，而不是悲剧性的表演。”
[9] Wilken, The Christians as the Romans Saw Them, 63.
[10] Arthur M. Wolfson, Ancient Civiliz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American Book Company, 1916), 101.
[11] Justin Martyr, First Apology, ch. 67.
[12] Justin Martyr, First Apology, ch. 11.
[13] ertullian, De corona, ch 3-4.
[14] 他的《真学说》（Logos Alēthēs）仅见于奥利（Origen）的《塞尔苏姆论》（Contra Celsum，约 248 年），但成书于 175 年至 177 年之间，可能是在亚历山大。塞尔苏斯是一个典型的中柏拉图主义者，他对基督教信仰和习俗似乎有相当多的第一手了解。R. Joseph Hoffman, Epilogue to Porphyry Against the Christians: The Literary Remains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1994), 147。霍夫曼指出，“就像普鲁塔克一样，他认为有一个至高无上良善的上帝，祂雇用了一大批天使（有些是好天使，有些是邪恶天使），这些天使的影响力可以作用于物质世界。”
[15] https://theopolisinstitute.com/leithart_post/baptizing-nations/.
译：DeepL；校：Jenny。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Culture Warriors: The Good and the B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