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博士研究工作有一部分涉及探索1980年代开始在政治学系浮现的“新制度主义”。在八十年代之前，政治学领域是相当反制度的。相反，它偏向于行为主义和行为主义对个人行动者动机的强调。制度只是我们为了达到想要的结果，不得不驾驶的大型笨重机器。然而，机构也逐渐意识到，制度还有其他作用。行动者和制度相互影响和塑造。制度可能放慢我们的脚步，但它们也会成长和塑造我们——我们的身份和使命感。
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也是如此。人们一想到“制度”就会本能地皱起眉头，因为它们限制了我们。它们使我们无法以感觉自然的方式行动和成长。但再仔细看看。这些约束也会促进、引导和刺激成长。修剪过的玫瑰花丛会生长。道路上划的线帮助我们达到目的地。当人们遵守规则时，游戏最有乐趣。掌握一门语言给了我们力量。简而言之，正如一位政治学家所说，制度使“有约束的创新”成为可能。它们遏制了最终会损害事业的过度的、不合宜的生长，同时创造了以前无法想象的巨大潜力。
查尔斯·司布真（Charles Spurgeon）出于他的远见和天才般的本能，在他的讲道《伟大的复兴》中反思复兴与教会成员的关系时，预见到了政治学家们花了一个世纪才弄明白的事情：
我必须再说一次，如果神赐给我们一次大复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不要放松纪律的约束。有些教会在人数大量增加时，很容易不经适当考查就全盘接收这些人为他们的成员。我们应该在复兴爆发期和人数缓慢增长的平静期一样严格，如果主差遣他的灵如飓风般降临，我们就应该有技巧地控制风帆，免得这风使我们撞上岩石，造成严重的损伤，使船沉没。要当心啊，你们这些在教会中有职分的人，当你们看到人们被激动起来的时候，你们仍然要持有圣洁的谨慎，以免教会因为接纳了没有真正得救的人而降低了它敬虔的标准。
司布真智慧的言语值得在我们这个时代重提。当搞运动的想法比笨拙过时的地方教会更让基督徒感到兴奋时，对神所赐复兴的美好渴望很快就变成了人为的复兴主义。一代的牧师和宣教士会放着烟花宣布有大量的人归信了基督，而第二代的牧师会在十年后出现，环顾四周，问道，“那些新的归信者都到哪里去了？”就像走进一个空荡荡的会议厅，里面除了折叠椅和垃圾，什么都没有留下。
然而，复兴主义的诱惑是可理解的。太多的时候，地方教会的工作让人感觉缓慢、平淡无奇，甚至毫无果效。周而复始的讲道，唱的都是同样的诗歌，人们进来聚会，聚完又走。同时，向人传福音感觉就像用头撞墙。没人对我们的好消息感兴趣。没有人买账。洗礼会有，但远没有我们相信我们那位有至高主权的神能赐给的那么快。
然后人们谈论起一场运动，我们的耳朵就竖了起来。我们当中有谁，从信仰之初起，不曾想见证一次复兴或被一场运动席卷？想要看见一大群人因为刚刚发现了耶稣的良善和恩典而涌向他。加入运动的呼召可能涉及到自我牺牲，但它承载着一个共同的愿景和爆炸性增长的希望，在多年的艰难前行和敲门不开之后，这种希望让人难以抗拒。
为了这个目的，运动的领袖们放松了地方教会严格的制度约束，就像解开了腰带一样。现在我们真的可以奔跑了！想想穆迪（D. L. Moody）决定拒绝接受圣职，因为正如一位朋友对他说的那样，作一个“平信徒传道人”将是一个“优势。”聘用平信徒传道人可以更快地倍增，更不用考虑神学训练的老旧习惯（默里，《真正的复兴》，中译本第310页）。或者想想葛培理（Billy Graham），他呼召成千上万的人走到前面，却把他们送到许多的教会，几乎不考虑宗派的差异。或者想想今天的宣教机构，他们有时候是怎样在报告中把两三个定期聚会的新信徒称为“教会”的，或者是怎样放松对领袖或成员资格的要求的。
历史学家安德烈·巴里奇（Andrew S. Ballitch）在他的《复兴主义的六个标志》一文中，将“不充分的教会论”列为标志之一。他指出，就其本质而言，复兴主义的“眼界超越了普通的蒙恩途径”并“轻视了普通地方教会事工的力量和中心地位”。他解释说，19世纪版的露天布道和帐篷聚会甚至取代了地方教会。毫不奇怪，复兴主义缺乏对地方教会的重视，与之相伴的是它“对宗派形式的矛盾态度”。这反过来一方面“为慕迪和桑奇（Ira Sankey）这样的非宗派传道人的出现预备了道路”，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众多自称是真正宗教先驱的宗派和激进教派的产生”。
这里的要点不是要谴责所有的运动。当神垂听了他子民的祷告，并决定让数量不寻常的人归信和顺从福音时，我们应当欢喜快乐。然而，运动需要地方教会的约束，这些约束都是由圣经所指定的。并且正是所有这些约束——教会治理、成员资格、纪律的实施和一般的普通蒙恩途径——反过来产生了真正的运动，不是人为制造的、虚假的运动。就像政治学家发现的那样，运动和教会相互影响和塑造，彼此强化。
哪些约束是必要的？就是在圣经中使教会成为教会的那些东西。教会是：
一群重生、受洗的基督徒，
他们每周
主日
在一个固定的、可知的地点聚会，
传讲圣经，
并在主餐中确认彼此的认信和门徒身份，
同时在长老的带领下
为其他人施洗。
这些约束中的每一项都是合乎圣经的，并且对于保持运动的活力是必要的，无论运动的规模是大是小。去掉任何一个，堕落和挂名信仰就会随之而来。对归信或重生的理解薄弱，将会使那些可能发出了有心却错谬认信的人充满教会。一个不定期聚会的团体，在末日临近时就不能互相激励去相爱和行善。一个不在固定地方聚会的团体，外人很难找到。一个在合乎圣经的讲道上浅薄的教会，只会产生浅薄的基督徒。以此类推。
随着圣经的约束被放松甚至遗忘，运动开始瓦解。没有葡萄架的支撑，葡萄树就会因自身重量而向后弯曲，或是向错误的方向生长。或者干脆就死掉了。
因此，从他们最早的历史开始，浸信会在定义教会时就非常谨慎，因为任何的门徒造就都应该起源于并发生在我们的教会中。《1644年伦敦浸信会信仰告白》将教会定义为“可见的圣徒组成的团体，被神的道和圣灵呼召并从世界中分别出来，以可见的方式认信福音，受洗归入信仰，与主联合，也在实际享用圣餐的过程中，借着相互认同，与彼此联合，这圣餐是基督他们的元首和君王所吩咐的。”圣徒要成为“可见的”，他们就必须定期在一个地方聚会。他们要成为圣徒的“团体”，就必须有对彼此认信的“相互认同”，正如圣餐中显明的那样。教会不仅仅是三个新归信者的定期聚会。那么自1644年以来，浸信会的运动是否有所发展呢？无法衡量。
简而言之，牧师、宣教士和校园事工领袖所需要的是以教会为主导而非以运动为主导的事工愿景。这需要仔细留心我们的教会论，即便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是缓慢、有时繁琐的工作。我们为长远而不是短期冲刺而建造，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然后，就让运动随着神的恩赐而增长。很简单，圣经将地方教会及其设置交在我们手中，而运动的发起则掌握在神自己的手中。
司布真对牧师们说，“当你们看到人们被激动起来的时候，要当心，你们仍然要持有圣洁的谨慎，以免教会因为接纳了没有真正得救的人而降低了它敬虔的标准。”并且“我们应该在复兴爆发期和人数缓慢增长的平静期一样严格”。
译校：无声宏扬。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How Movements Can Undermine Churches and Hurt Their Own Cau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