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贝内特（David Bennett）著《讲台呼召：它的起源和现在的用法》（The Altar Call:Its Origins and Present Usage）。美国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2000 年出版。全书共 261 页。
大卫·马尔科姆·贝内特（David Malcolm Bennett）著《决志祷告：其起源及危害》（The Sinner’s Prayer:Its Origins and Dangers）。“之前”出版社（Even Before Publishing）2011 年出版。全书共 178 页。
牧师们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讲台呼召（altar call，讲道者公开邀请慕道友走上讲台宣告归信——译注）和决志祷告（sinner’s prayer，讲道者公开邀请慕道友祷告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接受耶稣为救主——译注）？
在某些福音派圈子里，宣讲福音与讲台呼召和决志祷告是同义词。虽然得到了广泛地使用，但这两种方法在教会历史上其实是比较新的创新。大卫·贝内特在《讲台呼召》中解释了这些做法的起源，这本书是他在澳大利亚神学学院（Australian College of Theology）的硕士论文以及对《决志祷告》这本书的修订版。这两本书都是对这些做法起源的历史调查，并对它们背后的神学和方法论原则进行了批判。
这篇文章不是对贝内特著作的正式书评。相反，我将总结贝内特的发现，并给感兴趣的牧师一个快速的答案：讲台呼召和决志祷告是什么时候兴起的？
贝内特指出：“十八世纪开始，大西洋两岸的牧师们与那些关心自己属灵福祉的人在讲道后或周中的某个时候一起祷告并由牧师提供辅导变得越来越普遍”（《讲台呼召》，第 31 页）。这些对话通常由询问者主动发起，这不是对“站出来”的邀请做出回应。尽管如此，讲道后的陪谈辅导这样的实践可能促使了公开邀请的诞生。正如贝内特所解释的那样，“一旦布道后的陪谈变得普遍，一些牧师可能会不可避免地寻找快速有效的方法能够抓住那些在辅导中表现出关注属灵事务的人”（讲台呼召》，第 32 页）。
贝内特似乎认为陪谈辅导的需要是第一次讲台呼召的驱动力。1741 年 11 月 1 日，埃莱亚泽·维洛克（Eleazer Wheelock）在马萨诸塞州的陶顿（Taunton）讲道，其中一些与会者非常忧虑自己灵魂的状态，致使维洛克无法继续讲道。他邀请那些对罪的问题感到困扰的人到前面来，这样他就可以更“方便地与他们交谈”（《讲台呼召》，第 33 页）。正如贝内特所指出的，第一次公开“站出来”的邀请并“不是有预谋的，而似乎是在特定情况下无奈的解决方案”（《讲台呼召》，第 33 页）。
维洛克的第一次“讲台呼召”可能是无意的，但其他牧师很快就开始用这种方式来应对讲道后陪谈辅导的需求。然而，在这一点上，关于都有谁使用了讲台呼召以及使用讲台呼召频率的历史记录并不清楚。贝内特总结道：“有可能......一些独立浸信会教会在 1770 年代经常使用某种形式的讲台呼召，但也许，当时他们只是偶尔使用公开邀请，而并不频繁，他们可能直到那个世纪末或下一个世纪初才定期使用它”（《讲台呼召》，第 36 页）。
贝内特指出，通过十九世纪初卫理公会的福音营会，讲台呼召成为一种更频繁使用和“系统化”的做法，在美国人口不断向西迁移的背景下，这些营会通常在农村地区。有趣的是，在最初的几年里，这些营会并没有讲台呼召。相反，这些营会的一个主要特点是自发地公开表达情感和展现宗教经历。这些情形中，“召唤人站出来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往往是不可能的”（《讲台呼召》，第 70 页）。贝内特指出，当这些自发、公开地表达悔罪、信心或宗教经验减少时，“公开邀请似乎开始变得司空见惯”（《讲台呼召》，第 70 页）。到 19 世纪 20 年代，这种做法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讲台邀请”开始印在一些营会的仪式列表中。（《讲台呼召》，第 71 页）。
这些卫理公会的营会还解释了“讲台呼召”一词的起源，它是“公开邀请”的同义词。贝内特解释说，在早期的卫理公会中，非正式按立的牧师不能主持圣礼，所以“如果人们想领圣餐......他们必须去当地的国教教会......（在那里）领圣餐者通常上前跪在讲台前领受饼杯，后来在卫理公会中依然遵循这种做法”（《讲台呼召》，第 73 页）。“讲台呼召”一词的起源很可能来自这种看起来相似的习俗，即会众“走到”讲台前接受圣餐。
后来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讲台呼召作为福音传播的有效形式，使它更为广泛流行和为人接受。两个主要人物推动了讲台呼召成为主流。首先，人们经常错误地认为查尔斯·芬尼（Charles Finney）开创了讲台呼召，事实上他推动了这种做法的广泛传播。“他为公开邀请提供了智慧的神学理由，这似乎是这一做法广泛为人接受的主要因素”（《讲台呼召》，第 113 页）。第二，穆迪（D.L.Moody）是“第一个使用现代大型布道会（ mass evangelism）的人”（《讲台呼召》，第 139 页），他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采用了讲台呼召，从而在更广泛的宗派和教会群体前示范了这个做法。
尽管基督徒今天广泛使用决志祷告，但贝内特表明，这是一种更现代的创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在福音派中建立起有意义的根基。就像讲台呼召的起源所反映的发展轨迹一样，决志祷告的起源也如此。例如，芬尼（Finney）没有使用决志祷告，但他确实“建立了一种可以产生出决志祷告的思维方式”（《决志祷告》，第 54 页）。决志祷告神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卫理公会牧师詹姆斯·考奇（James Caughey，1810-1891），他主张罪人“为得救祈祷，哪怕不是立即也要尽快接受救恩......尽管他似乎没有主张在决志祷告模式中采用固定形式”（《决志祷告》，第 60 页）。
后来的复兴主义者，如威廉·布斯（William Booth）和穆迪继续在神学和方法论上为决志祷告的出现铺平了道路。他们的事工确实显示出一些证据，表明他们在呼吁人接受福音时使用了决志祷告。
尽管如此，这种做法，至少按照我们所了解的，不是复兴主义事工的常规特征，也不在福音派中持续或广泛使用。事实上，贝内特指出，最早出版的决志祷告小册子可以追溯到 1922 年，在阿尔伯特盖奇（Albert Gage）的《青年福音》（Evangelism of Youth，《决志祷告》，第 135 页）一书中。即便如此，贝内特也指出，决志祷告并不是主流。1825 年至 1950 年间，美国教会没有印制过一本决志祷告的书（《决志祷告》，第 137 页）。
两个最重要的广泛使用决志祷告的推动力来自葛培理（Billy Graham）和白立德（Bill Bright）。贝内特记录了葛培理在巡回布道会中以慕道者的口吻作认罪祷告，这促使决志祷告在福音布道会中更频繁地使用。此外贝内特指出，白立德出版的《你听过四个属灵的原则吗？》（中文版由学园传道会出版，Have You Heard of the Four Spiritual Laws?）包含了“最常用的决志祷告形式”，对普及决志祷告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白立德的福音方法论为世界各地学园传道会（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所采用（《决志祷告》，第 147 页）。贝内特总结道：“因此，可以认为十九世纪末首次出现传福音中使用决志祷告，它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发展起来，然后从 1960 年左右开始成为传福音的主要形式”（《决志祷告》，第 150 页）。
对讲台呼召和决志祷告起源和历史的更多细节感兴趣的牧师应该查阅贝内特的作品。他详尽的研究不仅探讨了开创这些做法的个人和事件，还探讨了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文化和神学上的转变，这些转变使这两个做法变得合理。贝内特从圣经和神学角度对这两种做法的批评也具有指导意义。改革自己教会实践的牧师应该参考亚伦·曼尼科夫（Aaron Menikoff）的优秀文章《没有讲坛呼召的福音布道》。
译：DeepL；校：Jenny。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The Origins of the Altar Call and the Sinner’s Pray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