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的出身使他的生活就像铺在面前的波斯地毯一样雍容华贵。他出身富贵、随时出入上流社会，他在社交中的礼仪和风度可以迷倒他遇到的大多数人。
威伯福斯由一位福音派姑妈抚养长大，却在长大的过程中与基督信仰渐行渐远。直到 26 岁，他发现世俗轨迹中的生活让自己感到空虚和不满足，于是他悄悄地联系了著名牧师约翰·牛顿（John Newton）寻求他的建议。在牛顿的影响下，威伯福斯很快就相信了英国所谓的“狂热分子”宗教。“狂热分子”是当时对热衷于宣扬“新生命”之基督徒的贬称。
威伯福斯成了英国废奴运动的杰出领袖。有生之年，他见证了在他的祖国及其殖民地领土上奴隶制度和奴隶贸易的失败。威伯福斯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牧师约翰·魏恩（John Venn）——克拉珀姆（Clapham）的教区牧师基本上遭到了遗忘。然而，魏恩周复一周地呼唤威伯福斯和他活动家同行的良知，激起他们的斗志。威伯福斯的公共事业——即改变世界的事业——受到了魏恩牧师讲坛的塑造。[1]
在思考这个例子时，我想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的讲道能否唤起当代的威伯福斯？换句话说，它能通过我们所说的威伯福斯测试吗？在下文中，我将概述牧师如何才能达到这一标准。我认为，每一位牧师都是一位公共神学家，蒙上帝的呼召将圣经真理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使祂的子民攻克地狱之门，在堕落的世界中弘扬公义和仁慈。
很多时候，当涉及到讲台和公共场所见证时，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牧师是政治活动家，要么他实际上远离文化议题。这两种模式都存在严重的问题。
牧师信念的核心是福音的真实性。这福音宣告，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了使我们能够称义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使我们有行义的能力而复活。这一信息是每位牧师事工的基础，意味着每位牧师都是现实神学的管家。换句话说，每位牧师都是神学家。阿尔伯特·莫勒（R.Albert Mohler,Jr.）指出：“牧师呼召的本质是神学性的。鉴于牧师是神话语和福音的教师，所以牧师的呼召只能是神学的。”莫勒更犀利地指出：“从新约圣经的角度来看，将牧师职分当成非神学职分的想法不可想象。”[2]
这与我们今天经常听到的关于牧师的观念截然不同。历史上的牧师不是教练、执行者、管理者、啦啦队长或企业家。从根本上说，牧师是最宝贵信息的管家。牧师不仅要把这一信息传播出去，还要把它传给所有愿意接受之人。他向所有愿意聆听的人传讲，并用圣道和福音建立教会。教会不是福音的附带品。正如狄马可（Mark Dever）所说：“基督徒的宣讲可以使人听见福音，而在地方教会中共同生活的基督徒却使人看见福音（约 13:34-35）。教会就是看得见的福音。”[3] 某种程度上，我们很少意识到，教会就是福音的活生生的写照。
这意味着牧师是神学家，但他是与信徒紧密相连的神学家。作为信徒的神学家，牧师主要不是通过在教会简报上撰写晦涩难懂的文章，而是通过传讲真理和牧养羊群。如前所述，这显然是神学工作。莫勒曾这样说过“没有比这更具神学性的呼召了——为了上帝的真理守护上帝的羊群。”[4] 牧师事工不是对神学工作的逃避，也不是逃到有时被称为“实践事工”的教义腹地。牧师事工发生在神与魔鬼之间巨大神学冲突的前线。因此，每位牧师都是神学家；每位牧师也都是战士兼祭司，与麦基洗德并肩而立，追随比他更伟大的那位大祭司。
牧师不是政治家。然而他们受上帝委派，塑造会众的世界观进而影响他们的信念。忠心地分解上帝的话语意味着传讲上帝的全部旨意。反过来，传讲上帝的全部真理也必然会形成和激发基督徒的信念，也就是基督徒在这个堕落世界必须倡导的原则，因为这个世界迫切地需要这些信念，却又缺乏这些信念。基督徒信念并非只为商务会议和安静时刻而形成。它是在诠释圣经的熔炉中锻造出来的。基督徒的信念看起来像火。闻起来像烟。就像从火焰中发出的燃烧的微光。它从圣经的熔炉中产生，是为了灼烧和唤醒。
通常，人们对讲道的描述要比这沉静得多。解经式讲道之宏伟和雄壮受到了压抑，人们强调讲道活动的私人性和孤独性——每个人都在静静地思考自己对基督的认识。可以肯定的是，讲道是针对人心的。在合乎圣经的宣讲中，上帝与罪人打交道。尽管牧师是向数十、数百或数千人解释圣道，但他明白通过他的解经式讲道，每个人都会遇见上帝。
让我们坚守讲道的这一“私人性”。但也许我们也应该思考一下如何恢复讲道的公共性。正如我们明确指出的，讲道的中心是福音圣道。福音是对一件公共事件的公开宣告。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私下发生的。祂被绑在罗马的十字架上，在所有人面前受尽屈辱，他们的目光都投向祂吐着白沫的嘴和隆起的胸膛。祂的死是由罗马政界精心策划和批准的。但祂可怕死亡的公开性远远超出了基督的羞辱。与其他死亡不同，祂的死不仅是生命的终结，更是救赎的行动。其他人的死不能赎罪。唯有耶稣能。
耶稣在各各他为祂的子民赎罪，完成了一项具有深刻私人价值的公共事业。根据《歌罗西书》2:14，所有在祂里面的人，他们债务的“字据”都在十字架上涂抹了。这涂抹“明显给众人看”。（2:15）它是战胜撒但国度“权柄”的标志。换句话说，十字架公开地为私人或个人的罪付上了赎价。这是神大能的展示。这是欢庆神的能力。这是一种公开的羞辱。尽管罗马及其士兵蔑视基督的十字架，但上帝和祂的天使知道真相。撒但的力量被击溃了。撒但的头颅遭到了击打。尽管这个世界的人尚不知道，但击败黑暗和死亡的战役已经完成了。
每当牧师宣讲十字架时，他们都是公开地宣讲。我这里所说的讲道之公开性，不仅仅是指他们在一个邀请广大社区参加的论坛上讲道。我是说，从孟加拉国（Bangladesh）到班戈（Bangor，是英国威尔士圭内斯的一个城市），从缅因州（Maine，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的一个州）再到英格兰的布里斯托（Bristol），他们在向宇宙宣告：耶稣赢了，撒但输了。牧师讲道的教会是地方性的。但用加尔文的话来说，“剧院”是世界性的。[5] 每个星期天，全球十万多名牧师一起宣告弥赛亚君王已经来了，并且得胜。撒但每周都必须听到这个消息，每次被提醒他必然要临到的毁灭时，他都会咬牙切齿。
这公开事工的另一个层面也需要考虑。牧师的信息不仅面向更广阔的世界，也适用于这个世界。圣道和福音向他们所遇到的所有人提出要求，将基督的国度推进到全地。国度是动态的。它不会退缩。它坚不可摧。它不会失败，正如耶稣不会失败，祂的福音也不会失败。天国在本质上是属灵的。它是上帝的统治和掌权。尽管是属灵的，但在这里基督弥赛亚身份的应用却具有强大的公共效应。通过传讲基督的话语，人的心灵被唤醒，人的行为发生改变，教会诞生，基督徒在他们的社区和文化生活中活出他们的信仰。当这一切发生时，福音在私人领域作工影响着公共领域。引用奥古斯丁的话说，上帝之城正在向人类之城施予恩典。
换言之，教会是真正的文化。神的百姓由神的思想所塑造。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组织。它是一个有生命、会呼吸的身体，是彰显神的荣耀、推进神国度的属灵实体。正如威廉·威利蒙（William Willimon）所说，这意味着教会不仅是改变世界的机构，并且“就是一个世界”。教会敢于“宣称这个世界、这种文化——教会——是上帝与世界相处的方式，是基督所派定使万物归于祂自己的方式。”加入地方教会不仅是为了表明自己是一个信徒，是一个更大肢体的一部分。更是为了进入一个新世界，一个真正的世界。
因此，讲道是公开的。因为在讲道中，通往另一个世界——真正世界——的大门打开了。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勾勒出了牧师的含义。我认为，每一位牧师都是神学家，管理并明确宣告神学现实。牧师的所有工作——门训、辅导、传福音、带领以及其他一切工作——都源于神的真理。如果上帝不是三位一体的，如果圣道不是无误的，如果耶稣不是唯一的救主，那么牧会就只是在社区服务上加点灵性点缀。但事实并非如此。牧养在本质上，并且毫无疑问是神学性工作。
不仅如此，它还是公开的。牧师有特权宣布另一个世界的存在，而且这个世界并不遥远，已经闯入了我们自己的世界。基督的国度正以无情的步伐前进，尽管它遭受暴力，但无人能阻止它（太 11:12）。至此，我们对牧师作为公共神学家有了大致的了解。接下来，让我们简要了解一下牧师作为公共神学家为教会和世界的益处发挥作用的三种具体方式。
第一，牧师可以就各种伦理问题公开说出爱的真理。
施洗约翰是这方面的主要先驱。请看《马太福音》 14 章关于他死的记载（太 14:1-4）：
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
约翰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大胆的榜样，他要求（希律王）为公开的罪行承担罪责。这为牧师和上帝教会的领袖们树立了道德勇气的榜样。我们的牧养要效法施洗约翰。他是最初宣扬耶稣基督的人。他没有自己的讲坛，但他的工作本质上就是牧师的工作。约翰传讲的是真理。真理不受制于感觉。真理不受制于君主。真理不区分公开和私下。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真理终将大白于天下。用更符合圣经的说法，那就是真理必须大白于天下。
因此在某些问题上，我们不能选择让我们的神学见证保持沉默。面对错误，真理迫使我们与它面质。面对罪恶，真理激励我们去谴责它。在罪恶猖獗的地方，真理敦促我们反对它。无论是辅导有不良上网习惯的年轻基督徒，还是与影响世界、但陷入罪恶关系的政治家进行门训，抑或是向对变性身份感到困惑的教会群体讲道，都当如此。真理的本质是神学，但不止于此。当它与世人接触时，就会带来伦理见证。牧师别无选择，只能扮演这个角色。
耶稣基督的福音使每一位牧师都能抑制罪恶，弘扬良善。这不一定是一个复杂的呼召。伦理问题固然复杂，但施洗约翰终其一生的事工却简单。牧师不需要写一篇关于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是一位美国神学家。他最出名的工作是试图将基督信仰和现代政治外交联系起来。——译注）关于堕落的应用神学论文，就能胜任在罪与义的问题上作公开见证。他们需要了解圣经。他们需要有符合圣经的良知。然后，他们需要搜索他们的世界，看看希律王仍在哪里掌权，在那里他们就必须要反对他并呼召他悔改。
第二，牧师可以训练他们的会众成为光和盐。
没有什么经文比“登山宝训”（太 5:13-16）中作光、作盐的呼召更能体现这种身份感了。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这意味着作为牧师，你的使命是装备你的会众成为光和盐。这反过来又要求你对他们进行训练，让他们知道如何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基督徒。这种训练来自于周复一周的讲道，这些讲道描述并区分了基督徒作为基督宝血所买之见证人的身份（与世人的不同）。同样至关重要的是，教会肢体要明白他们不需要任何学位、证书，也不需要来自天上的声音，就可以成为他们周围社区和世界中盐和光的化身。
我们在引言中以威廉·威伯福斯为例讨论了这一点。威伯福斯不是牧师。但约翰·牛顿和约翰·魏恩的讲道和行为深深地打动了他。如果没有牛顿，就不会有威伯福斯。没有魏恩，就没有威伯福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么简单。要结束奴隶贸易，我们不仅需要一位才华横溢、人脉广阔的政治家，还需要一位宣讲圣道的牧师。正是圣道成就了威伯福斯。讲道是他的属灵粮食。解经式讲道是他的食物。他践行公共道德，因为他的牧师和导师赞扬并宣讲圣经中的公共神学。
1787 年，牛顿唤醒了年轻的威伯福斯，使他认识到贩卖奴隶的罪恶。10 月 28 日一个星期天，两人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促使威伯福斯在他的日记中写下了一段现在很有名的话。“全能的上帝在我面前设定了两大目标：废除奴隶买卖和改正社会风俗。”我们不知道在这一重要声明——最终是预言性声明——之前谈话的具体内容，但牛顿显然对他年轻的冲锋者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第二天，威伯福斯就与贵格会取得了联系——贵格会因坚持不懈地开展结束奴隶制的运动而闻名，但是他们的运动从未受到重视。显然，通过牛顿充满活力的教牧建议，上帝启动了历史的车轮。
多年来牛顿不断与威伯福斯交谈，这位政治家还到伦敦的圣玛丽伍尔诺斯教堂（St.Mary’s Woolnoth）听牛顿的讲道。17 世纪 80 年代末，牛顿撰写了著名的小册子《关于非洲奴隶贸易的思考》（Thoughts Upon the African Slave Trade），在议会上证明奴隶制的可怕，并支持福音派中蓬勃发展的废奴事业。他是支持英国社会废除奴隶制事业的强大力量，为威伯福斯的工作提供了不小的帮助。
但正是魏恩通过讲坛的教导为威伯福斯提供了稳定的食粮。如果每个人都能敬虔地生活，魏恩曾掷地有声地说道：“残忍的场面就不会刺痛我们的双眼，受欺压者的呐喊就不会刺穿我们的双耳。暴政和奴隶制就只是在人类记忆中为曾经人们的遭遇留下的一声叹息。”[8]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生活，因此基督徒有责任向世人展示信仰的美德：
对同胞的仁慈会带来真宗教情感，从而使我们的内心不再充满愤怒的激情，使我们能分享同胞的一切幸福。对荣耀的盼望会照亮每个人的人生前景，使一切苦难都变得无足轻重。信靠上帝给我们带来持久的安慰，“坚心倚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最重要的是，对上帝的爱是幸福源源不断的源泉；因为这会让我们对天父的每一次安排都感到满意，并因看到祂的无限仁慈而心生喜悦。[9]
魏恩的这些讲道作品表明，他的心切切关怀人们的苦难和世界对正义的需求。他并不回避与克拉珀姆教区处境相关的伦理问题。在为英国海外传道会（Church Mission Society）所做的一次著名演讲中，他雄辩地指出基督徒在推动世界正义事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难道不是在他们的劝说下建立了医院吗？难道不是他们为了下等阶层之教育而提供了学校吗？他们不是通过见证反对了奴隶制吗？穷人的生活状况不是因他们的努力而有所改善吗？[10]
魏恩在讲道时直接反对贩卖奴隶。然而他的讲道也指出，基督徒影响周围环境的主要方式是过以信、望和爱为特征的敬虔生活。这种生活不单是操练虔诚，而是以全能上帝的本性为根基。[11]
这种讲坛上的讲道打动了像威伯福斯这样的教区居民，他们纷纷行动起来。然而，这位年轻人逐渐发现，许多基督徒并不具备他所拥有的一切。基督徒常常把自己的信仰当成一件本质上私人化的事情，因此与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更大斗争毫无关系。威伯福斯在他的名著《基督教实用观点》（A Practical View of Christianity，中文名暂译）中谴责了他的祖国在神学与伦理上的割裂：
将基督教道德与基督教教义截然分开的致命习惯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强化。因此，基督教特有的教义越来越不受人们的关注，而道德体系本身也自然而然地开始枯萎和衰败，因为它失去了本应为其提供生命和营养的东西。[12]
将这段话解读为对英国基督徒良知沉睡的判词是恰当的。为什么很少有人大声疾呼反对奴隶制和奴隶贸易？为什么在克拉珀姆教区发起反对这些罪恶的行动之前几年里，贵格会只是在孤军奋战？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关键的一点是：教会对教义的兴趣薄弱。威伯福斯指出，在这种情况下，“道德体系本身”也开始“枯萎和衰败”，因为它“失去了”压舱石。
这是一位智者提出的有力指控。如果讲坛在神学上软弱无力，在道德上脱离群众，那么教会在这个日渐衰败、黑暗的世界中作盐作光的呼召就无人会理睬。人们会专注于他们的 401(k)退休福利计划、度假和学校体育活动。他们的信仰会萎缩。他们会接受成功神学，认为基督教从根本上是为了他们的安全和舒适。他们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已受命为所在社区的福音传播者，如果他们沉默了，就无人能接手这项工作。
牧师是抵制这些可悲趋势的人。牧师必须从根源上不断提醒人们他们的独特身份和神圣呼召。牧师必须经常宣讲：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自己，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失丧的人，我们蒙召要趁着白日做工，抵制邪恶，弘扬公义。
这样，牧师就避免了以刻板的方式将讲坛政治化。他通常不会就投票倡议和候选人发表评论。但是，他无所畏惧地将圣经中蕴含的神论和伦理信念灌输给他的会众。他在指出古今中外的罪时毫不讳言。他培养人民伸张正义的本能，在社会、种族、经济和其他任何适当的地方贬斥不公正。就像牛顿对待年轻的威伯福斯一样，他为信徒提供建议，帮助他们探究自己的呼召和天职。
他毫无保留地鼓励他的信徒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他们自己：盐和光。
第三，牧师可以号召他们的会众去爱邻舍。
在《马可福音》 12:31 中，耶稣详细阐述了第二大诫命，即第一大诫命——“用你所有的一切爱上帝”之后的诫命。耶稣告诉门徒：“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基督教深受“爱邻舍”教义营养不良之苦。这样的教义确实意味着烤饼干和与邻居交朋友，在这个崇尚独自打保龄球的世界里，每一个行动都是革命性的。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第二条诫命包含了一个充满活动性和能动性的世界。我们应该像诺兰执导的影片《星际穿越》中的飞船船员那样，去探索这个世界。
《雅各书》1:27 等经文阐明了“爱邻舍”可以是什么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子。《雅各书》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如果我们声称自己在上帝面前行事纯正，我们就必须实践“信心中的行为”。主希望我们的信心能带来益处，能以某种方式指向那些无法照顾自己的人。基督徒的信仰不仅是垂直的，面向天堂。基督徒的信仰也面向整个世界。
正如我们有时被告知，我们无法单枪匹马地“改变世界”。我们渴望立时战胜邪恶，实现良善，但我们是有限、受限的生物。只有当基督在荣耀中降临时，这个世界里的许多错误才能得到纠正。然而在祂降临之前，上帝希望我们能够深入黑暗。祂希望我们不仅通过言语，而且通过行动来爱我们的邻舍。祂希望我们不只批判黑暗，而且深入黑暗。
我们也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作为教会在忠心牧师的带领下这样做。当牧师传讲上帝的全部真理时，他就为他的会众建立了信念框架。福音创造伦理。反过来，人们也开始看到自己可以用大大小小的各种方式去爱邻舍。他们可以在帮助流浪汉的收容所做义工，在诊所为有堕胎想法的妇女提供咨询，辅导社区中没有父亲的男孩，为陷入困境的青少年组织足球联赛，邀请来自战乱国家的难民到家中共进晚餐。这些行动都不会登上晚间新闻。它们不需要大型项目计划，甚至不需要教会的预算投资。所有这些和许多其他形式的邻舍之爱一样都是微小、随机、谦卑和以福音为驱动的。所有这些都意义深远。
当教会听到牧师鼓励这些行为，并为成员爱他们的左邻右舍祷告时，投资的循环就开始了。福音不再被视为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是一个创造生活方式的信息。随着这种情况的发生，教会在向世界表明，基督的身体是一个充满活力、以他人为中心的机构。不仅如此，它还揭示了教会不是一种文化，而是真正的文化。正如斯坦利·豪尔瓦斯（Stanley Hauerwas）和威廉·威利蒙（William Willimon）所论证的那样，教会表明了它“体现了一种社会选择，而这种选择是世界本身所无法了解的。”[13]
如果牧师不传扬真正的文化，那就没有人去传扬。这就是我们现代处境的基本现实：在公共领域中为永恒事物发声、促进真善美的声音正在消失。在过去的美国，牧师们可以假设，有一个由机构和个人组成的联盟与他们并肩作战——巩固婚姻、帮助弱者、扶助孤儿以及捍卫家庭的利益。
但如今，公共领域志同道合的伙伴越来越少。我们的政府越来越庞大，用友好而又坚持的声音暗示我们：它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修复我们的家庭，治愈我们的弊病。我们犹豫不决，虽然隐约觉得这可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还是按照它的要求把这些地盘让给了它。我们无奈地叹息：好吧，政府。你来解决我的问题吧。你来教我的孩子性道德吧。你来管理我的家庭吧。就这样吧，毕竟，还有谁会愿意帮忙呢？
基督徒越来越接受这种思维模式，没有意识到凯撒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政治纲领，还为我们提供了神学体系。国家可以是我们的上帝，也可以是我们的朋友。国家可以是我们的救赎。国家可以赋予我们意义。国家随时准备并渴望教导我们神学——它自己的神学。如果我们怀疑国家的这种倾向，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教训。难道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著名记者。是美国《时代》周刊编辑，曾为苏联服务、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译注），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是政治哲学家、作家和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她最出名的是那些处理权力和邪恶的本质，以及政治、直接民主、权威和极权主义的作品。——译注）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苏联及俄罗斯哲学家、历史学家、短篇小说作家，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犯。索尔仁尼琴不加掩饰地批评苏联和共产主义，定居美国后又毫不留情地批评自由主义价值观。——译注）的言论——以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都毫无意义吗？
当凯撒入侵时，基督徒就变得麻木了。牧师不再在他们的教会中建立以圣经为基础的原则。他们让其他声音来塑造他们的会众。但今天的教会必须唤醒自己。今天的牧师倾向于认为，他们不需要装备信徒在公共场合作见证。人们告诉他们，这是职业伦理学家的工作。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受上帝的委派站在神学和伦理塑造的最前线。以为别人会背起我们蒙召背负的公共领域十字架的观点是一种虚构，一种令人愉悦的幻觉。现实中，那些为真、善、美而站出来的人，正像山间掠过的影子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让我们尽可能把这话说得更具体可行一点。
让我们这一代的牧师不要沉默地进入黑夜。让我们见证这一代牧师按照圣经宣讲神全备的真理，并在这个过程中从神学和伦理两方面建立他们的会众。讲坛不是政治的。但讲坛必须有坚定的信念。我们尚未成为一群遭国家削弱、遭凯撒残害的族群，就像二十世纪德国、俄罗斯和中国的牧师一样。他们失去了发言权。他们无法提出抗议。他们无法让教会成为它最根本的本性：一个见证人，一个真正文化的标志和象征，以及上帝的居所。
在堕落的世界里，真正的文化往往必须是一种反文化。它必须提出世俗君王不希望它提出的理由。它必须像基督和使徒保罗一样，对不公正提出抗议（约 18:23；徒 22）。我们不能三缄其口，因为先知和使徒没有这样做。我们必须提出自己的理由，传扬福音。只要我们还有力量，我们就必须按照真正的文化说话和行事。通过我们的话语和会众的见证，我们必须成为一种反文化，为在许多方面都是反文化的世俗文化带来生命。
担任这一角色将是一项孤独的任务。威廉·威伯福斯如此。约翰·魏恩也如此。今天，我们称赞威伯福斯的运动取得了成功，但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注意到了魏恩的名字，尽管他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却已被人遗忘。
但是，当我们思想魏恩和牛顿时，我们就会想起基督的事业是谦卑的。它不是对荣耀的呼唤。它呼唤舍己。它呼召我们成为一个有良知的人，不畏惧世俗的眼光，不以福音为耻。这是对教会的呼召，要求教会成为光和盐，爱自己的邻舍，共同寻求并祷告天国在地球每一个角落的推进。
牧师讲道是为了改变他的会众、装备他们，使他们在今生服事。这讲道会回响至永恒。当他为他的羊群制定教义和道德规范时，他是在讨主的喜悦。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他通过了威伯福斯测试，讲道使他的会众能够投身于黑暗之中。
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会这样做吗？
编者按：本文是作者在 2014 年 T4G 上演讲：“在日益敌对的文化中成为牧师公共神学家”（The Pastor as Public Theologian in an Increasingly Hostile Culture）的扩展。2015 年，他与凯文·范皓沙（Kevin Vanhoozer）就这一主题合著了一本书，书名为《牧师——公众神学家：重拾失去的异象》（The Pastor as Public Theologian）（Brazos 2015，中译本由美国麦种传道会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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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 Jonathan Aitken,John Newton: From Disgrace to Amazing Grace (Crossway,2003),314-17;Eric Metaxas,William Wilberforce and the Heroic Campaign to End Slavery (HarperOne,2007),185.
[2] R.Albert Mohler Jr.,He Is Not Silent: Preaching in a Postmodern World(Chicago:Moody,2008), 106.
[3] Mark Dever,The Church: The Gospel Made Visible (Nashville:B&H,2012),xi.
[4] Mohler,He Is Not Silent,107.
[5] 参约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2.6.1.
[6] William H.Willimon,Pastor:The Theology and Practice of Ordained Ministry (Abingdon,2002), 209.
[7] 参 Jonathan Aitken,John Newton,309-312.
[8] John Venn,“Godliness Profitable to All Things,”Sermons of the Rev. John Venn,M.A.,Rector of Clapham,Three Volumes in Two,vol.II (Boston:R.P.&C.Williams,S.Etheridge,1822),22.
[9] John Venn,“On the Nature of True Religion,”Sermons,247.
[10] “John Venn—The Forgotten Center of the Clapham Sect,”Kairos Journal,可在http://kairosjournal.org/document.aspx?DocumentID=5092&QuadrantID=2&CategoryID=10&TopicID=17&L=1查看。
[11] 有时魏恩还会直接参与政治事务。威伯福斯有时会把魏恩的讲道带回家，作为思考政府政策的指南。参 Michael Hennel,John Venn and the Clapham Sect (London:Lutterworth Press,1958),198.
[12] William Wilberforce, A Practical View of Preferred Christianity (Cosimo, 2005),205.原本以 A Practical View of the Prevailing Religious System of Professed Christians,in the Higher and Middle Classes,Contrasted with Real Christianity (1820)为题发表。
[13] Stanley Hauerwas and William Willimon,Resident Aliens: Life in the Christian Colony(Nashville: Abingdon Press,1989),17–18.
译：DeepL；校：Jenny。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The Wilberforce Test:Preaching and the Public Square.
